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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人吉米1971年来到中国,在中国超过40年的他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这40年,中国经历了沧桑巨变,身在中国的吉米不仅仅是这一切的见证者,更是一个记录者。这缘于他的工作,吉米是一名记者,先后供职于《时代周刊》和CNN。作为记者的他有机会出现在一个个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现场,观察和记录发生的事。
下面这段以吉米为主角的短片,是贾樟柯拍摄的人文纪录片《我们的时代 十年敢想录》第二集,片名是《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吉米》。
“我很庆幸在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近距离地目睹了中国的巨变” ——吉米
吉米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他似乎是为了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而生。他出生时二战结束不久,菲律宾刚刚独立;青年时则赶上了马科斯总统的统治时期。马科斯家族的腐败、物价上涨、土地问题、学术自由被限制以及对越南战争的反对的国际浪潮,这一系列的问题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终于在1970年的前四个月里,在菲律宾爆发了一系列学生运动,被视作菲律宾学生运动的高潮,吉米也参与其中,成为学生领袖中的一位。
1971年6月,吉米所在的学生组织接到了中国友协的邀请函,邀请他们组织一个十五名成员的菲律宾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考察访问。吉米对邻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怀有极大的好奇心,在他看来,人民公社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生产关系,对当时土地问题十分严重的菲律宾充满了诱惑。而中国又实在是一个很神秘,很模糊的国度,很多菲律宾人称其为“红色大陆”。吉米立刻下定了决心,要亲眼见见这片一直存在于他想象里的“红色大陆”。
当时在菲律宾,去中国是非法的,可是这并不能阻挡吉米的热情和好奇,年轻气盛的他也并未冷静的思考可能带来的后果。
后来在中国的这段时间,他才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发生了一起爆炸,马科斯总统以此为由开始实行戒严,同时逮捕了几百人,包括像吉米这样的大学学生领袖。吉米和另外四人在报纸上发现自己上了政府的“黑名单”,吉米渐渐认识到,回家成了一个难题。
滞留中国一年后,吉米的菲律宾护照过期,他成为了一个无国籍的人,祖国也就彻底回不去了。菲律宾回不去了,在中国接下来做点什么呢?吉米没有消沉,而是很快向中方申请加入到中国青年上山下乡的队伍中,去人民公社劳动。那几年,吉米当过农民,养过猪,打过渔。也是在这段时间,吉米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1977年,吉米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作为外国学生的吉米单独参加了专门为留学生准备的考试,并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大毕业以后,吉米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最初在《时代周刊》后来成为CNN中国记者站首席记者。下面是吉米的部分采访照:
吉米的故事被写成了书,《我的中国四十年:CNN北京记者站前站长吉米口述》(杨梦雨编著)2016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如果有时间,当然可以找来书读读。这里,我们不能把整本书收录下来,就选取了部分吉米接受CNN记者专访的内容翻译出来,可以大概听听他在中国的40年经历和感触:
问:请讲讲你在北大的求学生涯和对同学校友的印象
吉米:我是1977年上北大的,那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很多我当时的同学现在都在十分重要的岗位上,有后来的政府官员、学者教授、科学家和企业家。在我同一届的同学中有很多后来有影响的人,其中有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他当时是法律系的同学。
还有薄熙来,后来曾经权倾一方,又因贪腐弄权而身陷囹圄。他当时就在我们历史系的世界历史专业。当时会在自助餐厅碰到他,他也是当时很少的敢于和外国留学生攀谈的中国学生之一。薄的英语不错,可以跟我们交流。当时也可以看到他自负的一面。
问:你在中国期间都经历过哪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吉米:我报道过Wham的音乐会,那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西方流行音乐演出。当时北京去了几千人,但是他们多数有点不知所措。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不许观众随便站起来、欢呼或者跳舞。
我还记得可口可乐第一次在中国开始销售——当时中国人都觉得这饮料和中药有点相似。
我还采访了姚明,当时他刚刚被选为NBA球员。我是超级篮球迷,那次采访姚明的谦逊和蔼可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最得意的报道还是在《时代周刊》做记者时,当时我首先爆出了江青自杀的消息。而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比我晚了几天才报道出来。
问:作为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外国记者,你如何报道中国这些年的变化?
吉米:中国比我70年代刚到的时候已经富强太多了。如何看待社会巨变,变化一定是完全好的吗?用我身边中国朋友的话说,现在他们享受了更多的个人自由——自由地旅行、选择居住地,自由地选择婚姻,自由地选择工作或辞掉工作。一定程度的实现言论自由,尽管大多数人都知道红线在哪里。
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所没有预料的结果,还有中国人精神信仰的缺失。
我看到13亿人似乎失去了指引,都在寻找生活的方向和意义,尽管他们富起来了。
问:在中国生活了40年又在这里建立的家庭,你对中国的感觉如何?
吉米:我在这里生活了快半个世纪,我能看到我来时的路。我感激所有一点一滴的变化。如果将中国比喻为一个杯子,那它就是装着半杯水,我愿把它看做半满,而不是半空,因为我看过完全空着的样子。
这里曾经是我的避难所,后来是我新闻事业的训练场和战场。我对于即将结束的记者生涯感到苦乐交集,我还会继续关注着中国,不论身在中国还是别的地方。
问:当你离开中国,你会想念这里吗?
吉米:我已经把中国当做我的第二故乡了,当然它不能取代我的祖国菲律宾。如果离开,我会想念北京,甚至是这里的雾霾。我会想念邻居们,甚至他们有点奇怪的习惯,比如,有的邻居会在晨练时吊嗓子,那很多年成为我的起床闹钟。我会怀念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拉着京腔嗓音高谈阔论。我会想念这里的美食——煎饼、炸酱面和烤鸭。当然,还有我的足疗。我最想念的当然是我的朋友们,他们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北京人”。
转载自:CRI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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