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团组织仍由政治家族大企业控制

商报：竞逐第20届国会席位的156个党团组织是否真正代表弱势及未受充分代表的群体？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大多数并非如此。

选举监察组织“反舞弊联盟”(Kontra Daya)调查了参与2025年中期选举的各个党团组织的被提名者背景，发现超过一半(55.13%)党团组织与政治家族、大型企业、警察与军方、贪污案件或“可疑”的倡议活动有关。

这意味着，选票上的党团组织中，至少每两个就有一个可能并非真正来自其声称代表或倡导的群体。

政治家族。在被标记的86个党团组织中，40个与政治家族有关，换言之，大约三成的党团组织，其获提名者来自政治家族。其中包括：

4Ps Party-list——少数党领袖利描南(Marcelino Libanan)的子女

FPJ Panday Bayanihan——参议员格丽丝。傅(Grace Poe)的丈夫与儿子

ACT-CIS——参议员拉菲。杜弗(Raffy Tulfo)的妻子及姻亲

Tingog Sinirangan——众议长罗麻地斯(Martin Romualdez)的妻子与儿子

在2022年全国大选中，ACT-CIS、4Ps和Tingog是得票最高的五个党团组织的其中三个，分别获得两至三个众议院席位。

尽管这些团体与政治家族有联系，但它们仍声称致力于推动不同的议题，例如ACT-CIS倡导预防罪案和反叛乱，4Ps关注消灭贫困，而Tingog则主张区域代表性。

另一方面，FPJ Panday Bayanihan是党团组织竞选中的新成员，宣称推动菲律宾人的公民团结及社区服务。

“反舞弊联盟”召集人阿劳(Danilo Arao)向《菲星报》表示，该研究依据学术界对政治家族的定义，即“家族成员同时担任民选或委任职位”。

他补充说：“这与本。杜弗(Ben Tulfo)声称的‘地盘势力绝对必要’的说法相矛盾，事实上，关键在于权力与影响力，而非地盘。”

大企业。在与大企业有联系的86个党团组织中，有25个的获提名者担任一家或多家企业的高层职位。

例如，1PACMAN声称代表弱势及流离失所的群体，并专注于体育发展。然而，其多个获提名人却在Globalport 900 Inc。担任董事，该公司主要负责开发及管理全国港口设施。

同样地，TGP自称代表青年及城市贫困群体，但其获提名人却担任Teravera Corp。 (建筑公司)及EuroTV Philippines(媒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这两个党团组织目前均在众议院拥有代表，因为它们是2022年选举中获得席位的56个党团组织之二。

此外，即将参选的18个党团组织，其获提名人具有警察或军方背景，包括杜特地青年(Duterte Youth)、小马总统(PBBM)及巡逻(Patrol)党团组织。

涉及贪污。虽然仅有7个党团组织的获提名人涉及贪污、渎职或贪污案，但选举监察机构警告，这仍是一个重大警讯。

例如，Gilas的第二获提名人马格诺(Junn Magno)，曾担任菲国家铁路总经理。

2019年，总统反腐败委员会就涉嫌非法使用5090万披索资金的严重不当行为而对他提起诉讼。

可疑的倡议。总共有11个党团组织因“可疑的倡议”而被标记，阿劳形容，这些党团组织的使命与其获提名人或过往行动并不相符。

研究还发现，一些党团组织同时涉及多项问题，例如不仅与政治家族有关，还与大企业有联系，甚至有成员涉及贪污案件。

阿劳将这种情况归因于“缺乏对获提名人的审查机制”，他指出，在部分团体的资格受到质疑的同时，仍有一些真正的弱势团体被取消参选资格。

党团组织制度的起源

党团组织制度成立于1987年宪法，规定众议院的20%席位必须由党团组织的代表担任。

根据法律，这些党团组织应代表劳工、农民、城市贫困人口、原住民、女性及青年等弱势和未受充分代表的群体。

这项规定在《1995年党团组织法》或第7941号共和国法中进一步详述，其第一条规定，党团组织应来自“弱势及未受充分代表的群体”，特别是那些“缺乏明确政治选区的群体”。

在第20届国会选举中，众议院有317个席位，其中约63个席位将分配给党团组织。

为获得席位，党团组织必须获得总票数的至少2%，所有达标的党团组织将按得票率排序，并可获得最多三个席位，具体席位数量依剩余席位数而定。

例如，如果只有60个党团组织获得2%以上的选票，剩下的三个席位将分配给排名前三的党团组织，其余每个党团组织各获得两个席位。

菲律宾选民可在众议员选举中投下两票：一票给选区代表，另一票给党团组织。

根据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的报告，在现届国会中，54个党团组织中有36个(三分之二)与政治家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