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中小银行，被困「两座大山」

4月9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的批复显示，同意新疆银行吸收合并库尔勒银行，并承接库尔勒银行清产核资后的资产、负债、业务、机构和员工。


这标志着，新疆城商行改革重组取得实质性突破。此次吸收合并后，新疆城商行数量降至5家，分别是新疆银行、哈密市商业银行、昆仑银行、新疆汇和银行、乌鲁木齐银行。
该事件的背景是，最近几年，受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持续下调，宏观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减费让利等因素影响，过去“躺赚”的银行前所未有地困难了起来。
作为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和强规模效应行业，银行愈发呈现出K型分化特征，即头尾差距拉大，中间的“夹心层”逐渐消失，“大鱼吃小鱼”的残酷场景频繁上演。
我们以城商行为例，尝试解读这一现象。
01 K型分化加剧
营收742.9亿元，同比增长5.28%；归母净利润287.5亿元，同比增长13.25%；不良贷款率0.91%，拨备覆盖率378.13%。
这是头部城商业江苏银行交出的2023年“成绩单”。
营收25.70亿元，同比下降13.40%；净利润4.79亿元，同比大降19.01%；不良贷款率2.52%，拨备覆盖率172.28%。
这是尾部城商行保定银行2023年经营成果的体现。
虽然只是两个样本，但却事实上反映出行业的K型分化趋势。
正如《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一书中，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布勒所说：“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
经过“黑天鹅”笼罩的三年，较大型城商行和中小型城商行的发展轨迹，更加清晰地描摹出背道而驰的分叉图像，前者就像K字母的上行线，不断跃迁、走强，后者则活成了K字母的下行线，身影开始变得模糊，声量越来越小。
我们不妨再以江苏银行和保定银行为例，拉长视线看看二者的成长状况。
2020-2023年，江苏银行的营收从520.3亿元壮大至742.9亿元，归母净利润从150.7亿元壮大至287.5亿元；同期，保定银行的营收从28.6亿元萎缩至25.70亿元，净利润从10.72亿元萎缩至4.79亿元。
一个扶摇直上，一个苦苦挣扎，完全行进在不同的道路上。
与保定银行同命运的还有郑州银行、中原银行、九江银行、江西银行等诸多中小型城商行，它们也在这轮深刻的结构化变革中，或多或少被复杂多变的大环境困住，时而又被骤然降速的列车甩出轨道。
2023年，郑州银行营收136.7亿元，同比减少9.5%；归母净利润18.5亿元，同比减少23.62%，甚至低于2013年的19.02亿元。
2023年，中原银行营收261.83亿元，同比增长2.2%；归母净利润32.21亿元，同比“滑坡”11.76%，不及2020年的33.01亿元。
2023年，九江银行营收103.6亿元，同比减少4.71%；归母净利润7.24亿元，同比“腰斩”55.2%，创出自2018年上市以来的最差业绩。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潮水改变方向，迫于形势压力和自身条件，不少中小型城商行不得不放弃独立运营，向外寻求他人庇护或“报团取暖”，选择被收购、被裁撤。
02 “大鱼吃小鱼”频繁上演
新疆银行吸收合并库尔勒银行，只是城商行间“大鱼吃小鱼”的一个典型案例。据柒财经了解，这波浪潮更早兴起于2020年，相关整改工作先后在四川、山西、辽宁、河南等省份开展。
2020年4月，山西5家城商行，大同银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发布公告，合并重组成为山西银行。
2020年11月，四川银行在天府新区挂牌开业，该行的前身是攀枝花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
2021年1月底，由辽宁省政府牵头，整合省内12家城商行的大动作拉开帷幕，包括营口沿海银行、辽阳银行、葫芦岛银行、鞍山银行、抚顺银行、丹东银行、营口银行、阜新银行、铁岭银行、朝阳银行、盘锦银行、本溪银行，将组建省级城商行，即后来的辽沈银行。
根据年报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末，这12家银行资产总和超过万亿，与彼时南京银行(1.17万亿)、杭州银行(1.14万亿)的规模不相上下。
2021年10月底，中原银行官宣吸收合并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焦作中旅银行三家城商行。
实际上，于2014年诞生的中原银行，原本就是在三门峡银行、开封银行、新乡银行、南阳银行、信阳银行、安阳银行、鹤壁银行、商丘银行、驻马店银行等13家地市城商行的基础上，联合新设的。
随着二次“扩圈”完成，河南的城商行仅剩中原银行与郑州银行两家。
为什么上述中小型城商行最终被“招安”，变成了强大同业的助攻手？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其实都指向一点，那就是市场博弈规律和个体的实力差异。
简单解释，在任何赛道，参与者卷生卷死的终极都是“虹吸现象”+“丛林法则”：从大量玩家到少数几个玩家，再到三足鼎立或两军对垒。越是分散的市场，头部企业的机会就越大，尾部弱小者只能被蚕食、被吞并。
03 两堵难以翻越的“围墙”
之所以造成这种被“招安”、变成了强大同业的助攻手的局面，背后是中小城商行面临两堵难以翻越的“围墙”，或者说压在身上的两座大山。
首先，正如我们在前文说的，银行是强规模效应行业，这就决定了中小型城商行在和较大型城商行竞争时，天然处在不利地位。
具体而言，较大型城商行往往因为体量硕、声誉响、网点多、布局均匀，以及加码金融科技后的高效服务，不仅拥有相对便宜的吸储成本，在对外放款时，还可以拔尖挑选最优质的标的，这种降维打击，进而又带来更低的不良贷款率、更稳健的资产质量。
据中银协披露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报告（2023）》，2022年末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为1.85%，远高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水平的1.63%。
这其中，头部和尾部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就拿“尖子生”宁波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等来说，不良贷款率普遍在1%以下，而贵阳银行、兰州银行、郑州银行、中原银行2023年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59%、1.73%、1.87%、2.04%，盛京银行更是高达2.68%。


柒财经注意到，网络上频频报道的“高吸揽储”，“涉案”的几乎都是一些地方小城商行和村镇银行。
其次，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城商行的经营受区域限制，并和所在地的经济强关联，导致旱的旱、涝的涝。
文中提及的几家被吸收合并的中小型城商行，几乎都在中西部以及东北等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反观江浙沪、珠三角一带，则鲜有类似情况出现。
举个例子，浙江、江苏都是创造GDP的排头兵，产业链完善，企业众多，信贷市场繁荣，人均收入高，盘踞这里的杭州银行和苏州银行，那就相当于起步就含着区位禀赋的“金汤勺”，向上攀爬会轻松很多，也备受投资者青睐。
而生长在西北腹地的甘肃银行、兰州银行等，由于本地商业配套不足，信贷“土壤”贫瘠，很难实现资产择优配置，叠加内部抗风险能力弱，便是另一番艰难跋涉的景象了。
从上述角度讲，对诸多举步维艰的中小型城商行来说，被并购重组既是它们的“末路”，似乎也是它们最好的出路。若拉长周期，也将有更多的中小型城商行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