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对世界及中国和平学影响深远

中新社南京2月26日电 题：“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对世界及中国和平学影响深远

作者 刘成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潍坊学院和平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教授身体一直很健朗，笔耕不辍。他84岁时让我陪着再登中山陵，87岁去南京长江边长途跋涉，90岁还曾向我介绍其健康高寿的秘诀……我深信这位和平学大师一定会是百岁老人。北京时间2月18日凌晨，当我得知他在几个小时前驾鹤西去时，完全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位世纪老人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和平事业。

约翰·加尔通于1930年10月24日生于奥斯陆，父亲和祖父都是医生。童年时期，他在纳粹占领下的挪威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了父亲被占领军逮捕。加尔通没有继承先辈的医生职业，却成为给社会“看病”的大夫。他是和平与冲突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和平学之父”。和平学是人类社会的“医生”，它关注各类暴力造成的痛苦，“诊断”暴力的状态，“预测”暴力的变化，通过“治疗”减少暴力(消极和平)并改善环境(积极和平)。

1959年，加尔通在奥斯陆创建了欧洲第一个和平研究所。1964年，他创办了第一本和平学专业期刊《和平研究》。1969年，加尔通被挪威政府任命为世界上第一位和平与冲突研究(和平学)教授。他曾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和荣誉，包括1987年的诺贝尔替代奖“正确生活方式奖”(the alternative Nobel Prize Right Livelihood Award)以及多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加尔通教授是伟大的和平研究理论家、教育家及和平实践活动家。他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对全世界的学者、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尔通提出的暴力三角(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冲突三角(行为、矛盾和态度)、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以及冲突转化等概念，影响了全球一代又一代的和平建设者。

加尔通的冲突理论是其批判性和平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医学(诊断学、预后学、治疗学)、数学(离散数学和结构数学、组合学和随机学)、社会学、比较文化研究和人类学中精确协调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并从冲突的原因、驱动力和后果方面更好地理解和改造社会各个层面的冲突。加尔通将冲突定义为任何“社会体系中行为者的目标或价值观之间的不相容”，认为有关冲突可以通过澄清和调和(隐藏的)利益来解决，调解可以改变冲突的结构性背景，从而改变冲突各方的行为，使冲突在各个层面上得到转变。加尔通冲突理论的重点是寻求建设性和非暴力冲突转化的条件。正因如此，加尔通认为和平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并将和平定义为“用非暴力方式创造性地实现了冲突转化”。

他提出的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的概念，促使和平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转向，更加关注积极和平，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类矛盾与挑战。加尔通提出积极和平的四方面内容：一是自然和平：物种之间的合作而不是斗争。二是直接的积极和平：强调言辞和物质上的仁爱，关心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生存、幸福、自由和身份，爱是其缩影，即身体、思想和心灵的交融。三是结构的积极和平：以自由取代压制，以平等取代剥削，完成取代的方式是对话而不是渗透，整合而不是分割，团结而不是孤立，参与而不是边缘化。四是文化的积极和平：以和平的合法性代替暴力的合法性，在宗教、法律、意识形态、语言、艺术和科学内，在学校和媒体中，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平文化，意味着打开而不是抑制人们的不同倾向和才能。积极和平超越了传统的和平定义，扩大了和平内涵，成为后来有关和平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认同和推崇。

我与加尔通第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3月的南京——中国首届和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墨西哥、挪威、南非等国的国际著名和平学者参加了会议，加尔通教授为大会作主旨报告。会议论文集于2006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世纪的和平学》(Peace Studies in the Chinese Century)。南京和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和平学研究的正式启动，南京大学也逐步成为中国的和平学中心。在会议上，加尔通送给我们一本他的代表著作《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Peace by Peaceful Means,Oslo：IPRI,1996.)，很快被翻译为中文出版，中文书名为《和平论》(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2016年再版书名为《和平之道——和平与冲突、发展与文明》)。后来，我们又翻译了他的另一本书《美帝国的崩溃——过去、现在与未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这本书成了畅销书。

图为2005年，在中国首届和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翰·加尔通(左)与刘成(右)合影。受访者供图

2014年4月，加尔通教授第二次不远万里访问南京大学，作了题为“和平学视角下的岛屿争议与解决方案”的演讲。一年后，我与德国和平学教授埃贡·斯皮格尔(Egon Speigel)的合著《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设——图解和平学》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前，我试着请加尔通教授给该书写个序，没想到加尔通短短几天内就看了书稿并把写好的序发给了我。序中写道：“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全球和平学著作！这本书本身就是在全球化世界里建立和平，它使用了世界上两种主要语言写作，合作作者也跨越了中西差距。本书不仅是传递一种信息，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而且非常强烈。书中含有丰富的思想。这本书给所有人一件最好的礼物：乐观主义。”

图为2014年，约翰·加尔通(右)在南京大学讲学期间，刘成(左)陪同他在中山陵漫步。受访者供图

2017年2月，“东亚和平的新愿景”学术研讨会暨第二次中日和平学者对话会在南京举办，我又写信邀请加尔通来宁作主旨报告，已经87岁高龄的他依然答应了。会议快结束时，他说想给南大学生讲课。当时是周末，我一时无法安排，可又不忍拒绝。于是说，我可以带我的10多位硕士生和博士生，到他下榻的宾馆与他座谈。第二天上午，在他房间的客厅里，我的学生逐个向他汇报自己读书写作中的困惑，加尔通教授就像看病问诊一样，给每位学生开出了提高学术能力的“药方”。原来约定好2个小时，在我几次催促下，还是延长到3个小时，加尔通才很不情愿地同意下课。课后他非常开心，主动提出跟我们外出吃午饭，自己点了一份扣肉盖浇饭，喝了一瓶啤酒，饭后又提出要到长江边走走。他超人的学识和旺盛的精力，让我和我的学生们大开眼界。

图为2017年2月，约翰·加尔通(右一)来中国时与刘成(左二)的研究生们座谈。受访者供图

加尔通在年轻时就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将他在中国多次访问的见闻和思考汇集为一本书《向中国人学习》。加尔通在第二次访问南京大学时，将他用老式打印机逐个字母打印出来的这本原始书稿交给我，希望在中国出版。遗憾的是，中文译稿以后即便能出版，加尔通教授也看不到了。加尔通一生出版了150多本书，其著作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有一次，加尔通问我，谁是你的和平学老师？我说是安德鲁·瑞格比(Andrew Rigby)教授(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学中心创始主任)。他马上说：“我是他的老师。”其实，对于当今世界的所有和平学者，加尔通都是他们的老师。他对全球学术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正如他所言：“我给自己设定了若干十年计划，要在以下每个学科中站稳脚跟：20世纪50年代是社会学，60年代是政治学，70年代是神学、经济学和教育学，80年代是历史学，90年代是文化学(人类学、思想史/哲学、精神分析、个人和集体建构)。”其实还不止这些，比如“和平新闻”也是他的倡导。总之，他提出的理论和概念是和平学的学科基础，没有加尔通的学术贡献，就没有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和平学。

约翰·加尔通教授，我们永远怀念您！(完)

作者简介：刘成，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Holder of UNESCO Chair on Peace Studies)，英国与英联邦研究所所长，和平学研究所所长，专业领域为英国史、和平学。出版专著10部，译著5部，主编丛书4套，发表中外文论文100多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科研成果先后获教育部社科三等奖、二等奖(合作)、一等奖(合作)。兼任江苏省世界史学会会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潍坊学院和平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国际和平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理事，亚太和平研究协会(Asia-Pacific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理事，东北亚和平教育学院(Northeast Asia Region Peacebuilding Institute)执委会顾问委员，超越国际(Transcend International)中国委员，国际和平城市协会理事(International Cities of 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