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华侨史话》从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转变

菲律宾于1946年7月4日宣布独立。但殖民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殖民状态的彻底消除。

由于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菲律宾对宗主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在整个东南亚是最高的。到20世纪末期，菲律宾仍然是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估计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0%的人口不得不到海外充当合约劳工，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著名的“菲佣”。
　　
经过数百年殖民统治的潜移默化，土著菲人对华人形成了怀疑和藐视的态度。在后殖民地时期，实际上仍把华人当作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一有风吹草动，就煽起反华排华的浪潮。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迫切需要，菲律宾政府对华人的政策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变，从限制排斥转为较为宽容的政策。通过放宽归化条件和简化入籍手续，同时菲化华校，促进对华人的同化，希望最终达到利用华人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


大量菲华归化入籍

西班牙殖民时期，华侨还是可以轻易地申请归化为西班牙公民的。基本上，原来居住在菲律宾的人，不分国籍和种族，都是菲律宾的国民。出生在菲律宾土地上的人，也自然取得菲律宾国籍。但那些时期，咱们华侨还不想放弃泱泱大中国的国民身份呢，而且那时也没有改籍的必要。
　　
美国统治时期初期，沿袭了西班牙的做法，并和美国国内一样，采用“出生地主义”。
　　
但后来，美国把排华法案植入菲律宾，华侨入籍变得异常困难。华侨和菲律宾人民一起并肩作战，争取到了独立，以为可以扬眉吐气，没想到，情况变得更坏。
　　
独立以前，菲律宾政府规定，只有经营合法工商业的华侨及其子女、侨校教师、留学生及科技人员，以及政府官员等几类华人可以入境居留。
　　
独立后，为了严加管制外侨，不仅华侨移民配额少之又少，还大幅度提高外侨居留证费及移民手续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不少于1937年至1941年回国的华侨要返回菲律宾，但菲律宾以种种理由限制华侨返菲。中方经过外交努力仍告失败。
　　
战后数年间，有5000多名华侨眷属以游客或学生身份进入菲律宾，1949年政权更迭，他们以无法返回中国大陆为由在菲律宾逗留，但一直没能获得永久居留权。这些所谓“逾期游客”，在此后的25年间成为菲中关系的棘手问题。
　　
从1946年菲律宾独立到1975年马科斯下令让大批华侨归化入籍之前，菲律宾政府严格限制，不让华侨融合到主流社会。而同一时期，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已经允许华侨入籍。
　　
尽管归化入籍的条件相当严苛，面对越演越烈的菲化运动，为了求得平等的生存权利，申请入籍的华侨越来越多。
　　
1975年，马科斯总统发布行政命令，放宽华侨归化入籍的条件，简化手续，大幅度降低申请费。又下令让逾期滞留的1787名华人获得永久居留权，解决了拖延25年之久的“逾期游客案”。
　　
为什么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有如此之大的转变？
　　
马科斯与美国政界关系密切，政治嗅觉相当敏锐。他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发生转变，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要在1971年7月秘密访华，他赶紧于同年1月就表示要调整外交政策，次月就宣布要和中国建交。
　　
马科斯这么做还有国内经济方面的原因。美菲贸易衰退，1954年签订的菲美贸易协议即将到期。当时菲律宾因镇压南部穆斯林运动，与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产油国家的关系都不好，国内出现了能源危机。南部地区的大米供应又出现了问题，急需进口大米填饱肚子。
　　
而中国做出承诺，向菲律宾椰油、木材、糖等产品开放市场，同时向菲律宾出口石油和大米，价格还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真是解了菲律宾的燃眉之急。
　　
马尼拉政府得了这一大好处，还是很不放心，与中国建交就势必要与台湾断交，万一大批华侨自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国通过华侨进行渗透可怎么办。思来想去，菲律宾政府下定决心，解决华侨国籍问题，使他们认同菲律宾。
　　
根据1975年马科斯访华期间发表的中菲联合公报，“已取得对方国籍的公民，都自动失去原有国籍”，归化入籍的华人不具有双重国籍，不再是华侨。
　　
到了21世纪初，据估计，华人中的菲籍公民已超过90%，外籍华人仅三四万人。在经济上，归化的菲籍华人不再受针对华侨的菲化法案的限制；在政治上，华人族群开始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菲律宾华人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形势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1986年马科斯独裁政府倒台后，新政府继续执行对华人相对宽松的政策。阿基诺总统于1988年出访中国的前夕，签署了《外侨合法化法案》，使数千名在1984年以前非法入境的华人可以在菲永久居留。
　　
炎黄血脉终于被认可为菲律宾民族的组成部分。走到这一步，华侨华人品尝了无数心酸泪。


两族通婚出现新现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菲华通婚比例大大下降。
　　
基于美国1903年在菲律宾实施的移民法案，只有官、商、游（览）、教、读五种人及前二者的眷属可入境，且批准手续严苛。但还是有不少华人通过各种途径来到菲律宾，华人妇女也陆陆续续地前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37年-1940年间，在美国当局的允许下，7000名菲律宾华侨眷属以难民身份来到菲律宾，其中大部分是华侨的妻女。华人的男女性别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从1918年的13:1，一下子升高到5:1，到1939年已经是3:1。在外辛苦了一天的男人回到家，有了热汤热饭，有女儿家娇滴滴的呼唤声，华人社会不再是“和尚村”。
　　
以中国人的个性，能娶到华族女子做太太，当然不愿再找菲女。
　　
这时候，两个民族之间也互相看不顺眼。华人觉得菲人懒惰、不可信，菲人觉得华人狡猾、自私，其实这些坏印象是一直都有的，只是到了这个阶段，各自社会都正好掀起民族主义浪潮，激化了矛盾。
　　
华人是注重仪式感的民族，结婚是人生头等大事，定要遵循旧礼，风风光光，像菲人那样买上三两斤糖果饼干，泡上几杯咖啡牛奶，再弹个吉他跳个舞，就算了事，是万万接受不了的。娶了番婆，就会被邻里朋友看不起，再难回到华侨群体里。菲律宾少女婀娜多姿、热辣诱人，但谈谈朋友可以，娶进家门就差不多意味着众叛亲离，而且连打工机会都难找。更可怜的是，生下来的孩子会被唤作“十一点仔”，意思是说是晚上偷偷生的。
　　
娶菲女还有个现实问题，按照当地的婚俗，男女结婚后，男方要同女方家人住在一起，并要承担起赡养全家老小的责任。形似入赘，娶一个人等于娶全家，这对于中华大丈夫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
　　
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异族男女关系。面对战乱，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乱了。两族人民并肩抗日，患难与共。在亲密接触之后，藩篱拆除，原来对方不是那么讨厌啊。
　　
战争结束后，人们发现，不仅有华男娶菲女，还有华女嫁菲男的，而且后者的数量有时还超过了前者。这是个从来没有过的有趣现象。战后，华人男女比例已大体平衡。“丁男”愿意娶菲女，“甲女”却常常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华男，优质剩女就把目光投向了异族男青年。特别是学校里的男女同学，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没有了社会阻力，他们得以顺利结合。
　　
菲律宾独立后，经济民族主义高涨，针对华侨的菲华法案层出不穷。1954年的“零售业菲化案”对华侨生计的威胁最为严重。这个法案规定，只有菲律宾公民或全部资本为菲律宾公民所有的组织、合伙公司或股份公司，才有资格直接或间接经营零售业。在菲律宾，有半数华侨以经营零售业为生，这下何去何从？加入菲籍，改变外侨身份？当时菲政府对华侨申请入籍所规定的手续之繁、费用之高、期限之长，令大部分人望而却步。剩下的一条路是与菲人合作。许多单身汉或是妻子不在菲律宾的，就选择了与当地妇女“结婚”这个途径。其实只是同居，多数没去办理登记手续。因为依据菲律宾法律，本国妇女如与外侨正式登记结婚，便自动丧失本国国籍。
　　
娶菲女的好处，不仅仅是获得继续经营零售业的权利。一个人的背后，是一整个家族，是一张社会网络，如果这位菲女刚好是位富家小姐，这张社会网络就会发挥出巨大的威力。与侧重男方世系的华人社会不同，菲律宾社会是个双系社会，女方亲属和男方亲属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华人男子与菲人女子结婚，可以依靠女方家庭获得当地的经济网络和社会关系。
　　
在菲律宾社会大环境之下，华人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入乡随俗是很正常的，跨种族的家庭逐渐菲化就更不可避免了。不过，“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菲妻反而常常被“华化”。家族里打麻将“三缺一”，可以叫上菲妻，因为她早已学会了这个经典游戏。回到中国，家乡人很惊讶地发现：“番婆”居然也会讲闽南话，还会一起拜菩萨。孩子在家里常常被老妈吓唬：“你们再不学会讲闽南话，小心阿爸把你们赶出家门!”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菲律宾华人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华人社会相对封闭，嫁娶一般都自觉自愿地在旧有的朋友圈里进行，讲求门当户对。华人没有因现实利益与菲人通婚的必要，但华侨华人与菲律宾人长期同学、同事，也有因此产生感情结成佳偶的。


“两头家”两头矛盾
     
20世纪中叶，在下南洋的华侨群体里存在一种特殊的婚姻形态：“两头家”，华人在家乡已有了妻子，但下南洋后，出于感情或实际生活需要，又与当地女子建立另一个家庭。这并非是这名男子欲享齐人之福，而是不得已之事，往往是三方都陷于痛苦与矛盾之中。
　　
一位曾先生说：许多厦门禾山人在苏禄娶番婆，有的其实已在唐山娶了老婆。他们还是会按时寄钱回去。还有位何先生说，1951年恢复侨汇之后，我们又能收到父亲寄来的钱和信了。但父亲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一直没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他已经在菲律宾另外娶了个当地女人。母亲哭了几天后，还是忍了下来，因为她还指望父亲将我们都带到菲律宾。母亲和我们一起到菲律宾后，她经常念叨我：你要好好把父亲的生意接过来，要知道你父亲是有娶番婆的。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华人丈夫长期与菲律宾妻子相处，自然感情深厚。但受传统观念的约束，他又不能抛弃结发妻子，内心是愧疚与纠结的。如果他把家乡的妻儿接到菲律宾，这个“两头家”的矛盾就变得更加现实与急迫了。他可能与结发妻子住在一起，但周末与番婆团聚；也可能是另外的形式，但总之两头都要妥当，相当辛苦。如果继续把原配妻子留在家乡赡养老人，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但长期的分离还是会让丈夫与结发妻子之间显得疏离陌生。而接到菲律宾的孩子，不仅与父亲生分，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也常有现实利益上的纠纷。
　　
不论菲华通婚如何现实，婚姻、家庭、亲情，令菲华两族相互影响，不断融合。

（来源：厦门《鹭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