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聊《沙尘暴》：在荒漠刑侦叙事中打捞那些被现代化进程“吞没”的人｜Talk对话

作者 / 朱   婷
运营 / 狮子座
编剧赵冬苓、导演谭嘉言，监制高群书，主演段奕宏、王锵、张佳宁、张瑶、黄小蕾，在《沙尘暴》未开播前，率先吸引眼球的无疑是其“王炸”班底。怎么看，这样一个阵容集体创作出的东西都不会差吧。3月28日，优酷白夜剧场开年力作《沙尘暴》开播，诚不欺我。一组组大西北的空境，随着警车、摩托车一起起飞的漫天黄沙，像极了剧中一个个暗藏秘密的角色，都在空中飘着，但似乎永远飘不出那片荒漠。在这些充满西北粗粝质感的画面里，包裹着一桩尘封八年的锅炉藏尸案。
值得一提的还有，《沙尘暴》亦是国产悬疑剧罕见地将大西北的地貌特征作为叙事容器，打造具有雄浑粗粝质感的“荒漠”刑侦悬疑剧，成功补齐国产悬疑剧地域版图。
而对于编剧赵冬苓而言，《沙尘暴》无疑也对其编剧生涯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她在与包括《文娱Talk》在内的多家媒体的对话中，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位悬疑题材的深度爱好者，虽说《沙尘暴》是她的首部原创悬疑精品剧，但实际上她认为自己已经为此准备了很多年。
和常规的悬疑剧不同，《沙尘暴》选择在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透露一部分真相，甚至是凶手迹象，这样的去推理化，是对故事和人物本身的一种自信。更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她要写的不是某个具体案件，而是整个群体在时代裂变中的失重状态。在她笔下，荒漠地区也好，其他地区也罢，都不仅只是地理概念，更是现代化进程中那些被遗忘之地的隐喻。
诚如被问及创作初衷时赵冬苓的表述那样，她想呈现的是快速现代化进程中，那些被甩在身后的边缘地带，在那里发生的事和人。不仅是经济差距，更重要的是城乡之间、中心与边陲之间观念和生存状态的撕裂感。或许，是时候停下来想一想，时代的列车呼啸向前，那些被现代化进程‘吞没’的人，他们跌落在哪里？如今生活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以下是《沙尘暴》编剧赵冬苓与《文娱Talk》等媒体的对话：
一、创作缘起
最先引发大众热议的莫过于锅炉里突然掉出来一具烧焦的尸体，这个充满暴力美学的场景亦是《沙尘暴》的叙事原点，随后，编剧赵冬苓便由此虚构了这一段发生在大西北荒漠侦探的故事。
Q：《沙尘暴》这个故事虚构在西北荒漠，在中国的悬疑里地理位置上不是那么的常见，又以锅炉掉下尸体这样的强视觉冲击开端，开篇灵感来源是？以及为什么把背景虚构在西北呢？
赵冬苓：《沙尘暴》这个故事和我过去创作别的作品不太一样。最早在最高检采访时，有检察官提到一个案子：里面有个镜头是从锅炉里掉下来一具尸体，当时这个画面冲击力特别大，我就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故事开头。但具体要写什么主题、发生在哪里，当时完全没概念——这和我过去从采访积累素材再创作的流程完全不同，属于从单一影像反推故事的特殊情况。
在反复修改过程中，故事方向逐渐清晰。我想表现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中，那些被甩在身后的边缘地带。不仅是经济差距，更重要的是城乡之间、中心与边陲之间观念和生存状态的撕裂感。就像我每次回老家，总觉得那里时钟走得特别慢，人和事都停留在某种旧时光里。这种传统生活形态与现代文明的碰撞，正是我想捕捉呈现的。
有了这个之后，才开始设置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我想写一个资源枯竭的小城，它不一定是要设定在西北，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第一集，镜头从大片原来的铁路通过，不光是西北，内地也有很多类似资源枯竭的城市。这样的小城不光是资源枯竭，你回到那儿会发现基本上都是熟人社会，而大城市就意味着陌生人社会，这两者之间在生活形态上、思维方式上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我想写这个东西！
追问一下，为什么听到这个案件就有了创作灵感？
赵冬苓：太惊悚了！当时我脑子里就有那个画面了，锅炉轰轰响，突然扒锅炉灰时掉下来一具尸体，随后，激起漫天灰尘。我们出来之后立马就讨论起这个画面，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写个故事，把这个画面用上，这样的场景，冲击力太大了。
作为一个悬疑剧，第二集时大家就猜出来凶手或者凶手之一，这个是您的刻意为之吗？
赵冬苓：现在的观众都非常聪明，你再掩饰观众也会猜到谁是凶手，我更喜欢那种老鹰抓小鸡的模式。《沙尘暴》一开始会让观众隐约猜到凶手或者凶手之一是谁，但对他到底为什么去作案还是得往后看，这个过程正是艺术所要着力表现的地方，我也希望这一点对观众有足够的吸引力。
Q：好奇这个本子大概写了多久，以及您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代入演员人选？
赵冬苓：剧本从构思到创作历时3年，中间经历了两三次大的推翻修改，最终一稿是一两个月完成。至于代入演员与否？我做编剧时间太长了，深知代入是没用的，最后永远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演员。但对陈江河这个角色是想过的，比方说现在的主演，段奕宏这一派比较硬汉、比较粗犷的演员，但确实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找来他们。
二、一次类型叙事与社会观察的有机融合
Q：您觉得《沙尘暴》这个故事题材，最重要的是悬疑推理还是城镇化的缩影呢？
赵冬苓：这两方面都有体现。这次写《沙尘暴》，特别想打造一个严谨的破案叙事——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案件，展现抽丝剥茧的推理过程，确保每个破案环节都经得起逻辑推敲。
同时，在剧本构建过程中，自然融入了对城乡差异的观察。现代化进程与传统农耕文明的碰撞，构成了故事的重要底色。这种时代背景与罪案推理并非刻意叠加，而是随着人物命运展开逐渐浮现的。可以说类型叙事与社会观察在这个故事里形成了有机融合。
Q：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所谓的法理和情理之间的矛盾，反而不是剧中人物最重要的动因。比如支撑留下来的那群人，他想用情感维系周边的人际关系；而想走的那群人，更多可能是欲望驱动，想邀请赵老师就这个点做一下分析。
赵冬苓：就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来说，维系陌生人社会的绝对不是情感，维系熟人社会的大部分是情感，维系陌生人社会的可能就是彼此之间的利益，或者是规则、法律。
Q：这个剧里小镇的女性都想走出去，但男性最后都选择了留下来，对此，您是如何考量的？
赵冬苓：引起案子的主要人物刘大志是一个男性，他首先走出去，而且坚决不回来。原来所有人都想走出去，包括陈江河，正是由于他想走出去才导致其师父的受伤，又因为他师父受伤，导致他在这个地方有了羁绊没有走出去，最后选择留下来。剧中的主要人物王良，他从来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所以一直不想走出去，一直到最后他死在回家的路上。
坦白说，确实没有考虑过性别，而是根据每个角色的人物轨迹发展去设计到底要不要走出去。
Q：为什么要让孙彩云成为如此重要的角色，包括成为连接两个时间点，两起焚尸案件的关键人物。
赵冬苓：孙彩云挺像我以前在农村碰到的，或者前些年成千上万的农村打工妹，她们身上有特别强烈的生命力。
有一次我站在一家物流公司的院里，晚上灯火通明的大楼，大家还在分拣，伴随着轰鸣的机器，我站在那里热泪盈眶。我觉得这真的是独属于中国的故事，而背后驱动的是所有来自非常底层的人，他们那种强烈的要发财、要改善自己生活的欲望。剧中的孙彩云也是这样种人，一定要冲出去，不管用什么手段。当然孙彩云和我刚才说的非常正面的奋斗形象不一样，她走了另外一条路，但这种非常原始的欲望是一致的。
Q：您认为哪一集的哪一部分让您感觉非常惊喜，和剧本当中呈现的完全不一样？
赵冬苓：我看的是粗剪版，台词还没有调音，但能看出来谭导（导演谭嘉言）对刘盈盈（张佳宁饰演）情有独钟，他对这个人物充满了感情，所以他拍盈盈拍的非常好。和他交流的时候，我说导演不能爱一部分人，不爱另一部分人，作为编剧尚且可以偏爱某些人，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写的比较细，有些很次要的人物倾注的精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但导演应该平等地爱所有角色。
其实也不止是导演，相信观众对盈盈这个角色的接受度也会比较大，我觉得她是“大女主”，自己做事自己当，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身上有这种决绝的气质。
Q：您自己在写的时候，让您觉得写的最过瘾的角色是哪个？
赵冬苓：其实就是两个女性角色，孙彩云和刘盈盈。
三、赵冬苓的原创悬疑精品首秀？
Q：您之前都是长剧居多，《沙尘暴》听起来既有悬疑，也有城镇化缩影的故事，浓缩到12集的创作体量会是一个挑战吗？
赵冬苓：这两年我其实已经创作了六七部精品短剧（目前尚未播出），对短剧体量有充分实践。我认为单一叙事本身天然适配短剧形式——若仅聚焦案件本身，十几集已是容量极限，这点从美剧的单集案件模式也能印证。
《沙尘暴》的12集体量并非刻意设计，而是创作规律的自然呈现。相较于常规悬疑剧，我们在案件主线中嵌入了七八个主要人物的完整命运轨迹。每个角色不论戏份轻重，都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历程：从核心人物到看似边缘的配角，都具备独立的人物弧光。
这种创作惯性源自我始终坚持的叙事观，即拒绝将人物工具化。即便在悬疑类型框架下，我仍要求每个与案件相关者都成为“完整的人”。当这些立体角色与小县城城镇化背景深度交织时，12集的体量便成为承载人性厚度与时代缩影的必然选择——是人物命运的重量而非案件复杂度，最终决定了故事的叙事尺度。
Q：《沙尘暴》和其他作品相比，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方法？
赵冬苓：《沙尘暴》虽然长度只有12集，但我完全是用做长剧的方式做的。我现在慢慢总结，现在所提倡的短剧和长剧有什么区别呢？第一是因果关系，链条要缩短。比如一个40集的长剧，第一集写的因，最后才发展到果，可能要延续40集，或者延续好多年，这个故事才算整个发展脉络。而一个短剧的因果关系，链条必须缩短。
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在于短剧压缩了人物成长的空间。如果10集以内、或者12集的剧，又要达到大家希望的一出场就炸场，全程高能不断反转，那种强刺激、强输出这种，就很少可以为塑造人物留下空间。但塑造人物就需要细节，需要一定的空间，需要建构人物关系，需要占篇幅。
Q：从别的领域开始来写悬疑剧，有哪些个人的风格是可以延续过来的？哪些方面是有突破的？
赵冬苓：尽管《沙尘暴》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写悬疑剧，但我觉得好像已经为这一天准备了多年。我一直对这个题材，包括我小时候看的书，都对这方面的故事有所偏爱。比如说过去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后来日本的推理剧/推理小说，我看了大量这方面的书，所以说对写这个题材的作品算是早有准备，但不是有意识的准备。
另外，我在编剧里还算是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的。比方说我喜欢写法律题材，喜欢写法庭辩论，平常涉猎的也比较广泛，这些可能都是我创作上的特点。所有这些在我有机会处理悬疑题材的时候，我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写悬疑对我来说，更多是在塑造人物、表现宏大背景前提下，做到逻辑上的严谨，不能说毫无bug，但不能出现太大的bug，因为现在的观众太聪明了，有一点不符合常理的地方，他就是会挑出来的。
所以，逻辑推理是我最大的挑战，我也尽可能谨慎，希望做到最好。具体到写《沙尘暴》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前面那一部分比较焦虑，我喜欢这个故事，锅炉里掉下一具尸体，围绕这个开头怎么推理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一段对我来说是比较痛苦的，就是你需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最后慢慢克服了，找到了现在的表达。
我的剧本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
Q：这两年悬疑剧挺多的，在您看来《沙尘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赵冬苓：我不敢说《沙尘暴》就独一份，写的时候也没有这种野心。因为我本人创作的特点，导致《沙尘暴》呈现这个故事，一个是主题的追求，它涉及到非常大的主题表达，即：现代化进程当中，农业文明一下子过渡到现代文明，两种文明的差距产生了很多故事，大背景赋予了这个故事；再一个，在破案上我就希望能够很严谨地把一个案子写得精彩，破的过程比较精彩，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做的是不是很好，但希望这个案子不仅仅是这个案子，而是所有人无论大小、无论戏份多少，人物能够鲜活，能够有它自己自始至终的命运。但你说是不是好呢？我觉得还是交给市场和观众去检验。
Q：现当下市场里，悬疑剧的节奏成为观众审判的重要维度，很容易陷入一集弃、三集骂的局面，您会担心《沙尘暴》播出后有这种困境吗？以及作为创作者，短视频时代下要求很快，又要给强情节，这些点会影响到您的创作吗？
赵冬苓：坦白说，到现在我也不大会去考虑竖屏短剧的冲击，有人说“长剧短剧化”，对这种理论我认为是有待商榷的。所谓的短剧，它的呈现方式如果只压缩到10集，10分钟、20分钟的短剧，那就谈不上什么人物塑造了，它更加追求的是一个强情节、强情绪的输出。作为创作者，还是希望通过时间、空间、一定的情节去塑造人物。就像写小说：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也有讲笑话、讲段子，我不相信所有人都只喜欢听段子。
所谓竖屏短剧的冲击也是这样，几分钟一个反转，非常极致的人物设计，抓马的桥段，一定会吸引大量的观众，但我不相信所有观众都希望打开屏幕全是“霸道总裁爱上清洁女工”，我不相信！会不会流失一部分观众呢？我相信也会的，其实电视剧市场最后细分的结果就是各美其美，各种题材、各种体量的电视剧去寻找自己那部分观众，那部分观众也会寻找自己喜欢的电视剧。
Q：很好奇您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怎么保持这种超强的产出能力？
赵冬苓：很多人都怀疑我有枪手，但我没有，我的剧本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我平常的生活状态：每天不是在写作，就是在去采访的路上，几乎没有更多的生活，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一部写作机器，对这个行业，对我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充满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爱，而是把它看成我的生命。难以想象，如果有一天我不写作了，我会怎么样，我正常的工作就是坐在这儿写作。
另外，我的剧本很少有改动，《沙尘暴》算是改的比较多的一部。我的大部分作品基本上都是写一稿就差不多定稿，所以我能够保持产出量比较多。
Q：您怎么看待《沙尘暴》在整个作品序列中的位置，它对您来说挑战和兴奋度是什么？
赵冬苓：兴奋度就是我写了第一部悬疑剧，《沙尘暴》是我完全把剧本做成熟了，拿到平台，平台通过，再开拍。所有的作品，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部可能也是大家不太能记住的《沂蒙》，不大具有商业性，但我特别喜欢。其他的，我一视同仁。
写在最后：某种程度上来说，《沙尘暴》这个剧名，既想表达罪案真相如沙尘般扑朔迷离，也暗示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终将归于命运应有的轨迹。赵冬苓在那个晚上看到的灯火通明的高楼，何尝不像另一个巨型锅炉？——有人苦苦挣扎，有人烧得热烈，有人化为灰烬，但总该有人记录下每粒尘埃的故事。于是，赵冬苓执笔写下《沙尘暴》，在荒漠与现实的双重风暴中，固执地打捞着那些即将消散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