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国》杨烁念朱德向好友求助的家书，情绪崩溃却字字铿锵

木心在《从前慢》中曾写道：“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于祥和安宁的盛世中寄一封书简，在漫长的等待中期待远方的来信，这或许是过去的人独有的生活情趣。


人们不再憧憬“锦书”中的浪漫，而是越来越追求即时性和效率。
书信，写下的是文字，记录的是心声。在喧嚣与浮华逐渐取代泛着墨香的温情时，央视再一次将目光聚焦传统文化，聚焦到一封封书信之上，通过对信件的挖掘与重现，向世人展现不同时代的社会百态、不同的人生际遇、以及凝结在信中永恒不变的温情。
《信·中国》第一期，节目组精心挑选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四封书信，通过不同侧面，向我们揭示了战争年代的辛酸与艰难。
读信人穿越历史的回廊，以前人的一纸书信追忆过去，展望未来。这既是对传统的以书信为载体的文化的弘扬，也是借由信件抒情、言志。


1、新颖的节目形式
如果要评选最有艺术感的舞台设计，央视绝对当仁不让。从《国家宝藏》到《朗读者》，央视总是能凭借着精美的服化道让节目增色不少，而《信·中国》也是如此。
在《信·中国》中，与其他节目不同的是，为了展现这些历史书信中的厚重感和情感的丰富性，制作人采用了影视化的表达手法，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使得舞台呈现出了类似于电影的大片质感。
这就使得不论是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我们都能被更好的带入到当时的情境中，能与收信人共情，能与写信人感同身受。
在节目设计上，由于书信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因此，对于信中所涉及到的具体情况和写信的大背景则需要有一个较为明晰的阐述。


在以往类似的节目里，主持人一般都会提前交代，让观众能站在历史中体会当时的人、当时的事。
但是《信·中国》却以收信人和主持人两者对话的模式，让时代、人物、事件随着收信人的朗读娓娓道来。
这种互动式的表达也让信件中所蕴藏的情感表达的更为深刻，同时，也让观众深受震撼。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舞台上高科技的立体投影技术和老照片以及影像资料等的多角度呈现。
这些技术手段和收信人饱含深情的朗读融为一体，更生动地重现了那段毁灭与希望并存的岁月、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


而在信件朗读完毕后，主持人也会邀请与写信人相关的人士进行访谈，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书信，传递书信背后的精神力量。
可以说，《信·中国》在节目呈现上用尽了巧思。如何借由短短的一封信呈现一个时代、展现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价值？《信·中国》做到了。
形式的多元化只是辅助，而演员对信件多层次的表达才是关键所在。只有演员的带入才能引起观众的共情，才能在当下、在现时代中打开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唤起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2、读朱德家书，杨烁泪洒现场
在《信·中国》第一期，节目组就拿出了一封极有分量的书信。收信人杨烁接到了开国元勋朱德元帅写给挚友和前妻的家信。


在动荡的年代、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英雄也有无奈与遗憾。通过这两封家信，我们看到了叱咤风云的元帅舍小家为大家的辛酸，也看到了一代共产党人的坚守与风骨。
当杨烁展开书信，反复诵读信中的一字一句、反复揣摩信中的深情厚谊时，杨烁先是感慨：“太重了，真的太重了！”，既而不由得潸然泪下。
可以说，在这一刻，杨烁的情感已经完全投入到了信件之中，他已经感受到了这封书信背后的精神力量。
而在现场朗读时，他既是“朱德”又是旁观者。这两重身份神奇地合二为一，借由杨烁之口，带人重回历史，点燃了观众心中的熊熊燃烧着的革命之火。


朱德的第一封信是写给他的同乡也是战友戴与龄的。戴与龄与朱德自小一起长大，一个学堂里读书、一起参加护法运动、南昌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戴与龄也算得上是朱德的亲人。
1927年，戴与龄因伤回到了老家，而朱德则继续在军中为了理想奋斗，期间经历了国共对峙、两人近乎失联，一直到1937年，朱德才辗转打听到了故乡亲友的消息。
然而此时日军已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身为高级将领的朱德没有能力和精力顾及家中，只得写信给挚友戴与龄，请他照顾一二。
朱德在信中写道：“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


一边是前方的战事，关系着民族的存亡；另一边是生母与养母的两重养育之恩，无以为报，即使豪迈爽直如朱德，心中也是纠结万分。
幸好在此时听到了老友的消息，还能向老友寻求帮助、托付家小，可以想象，此时朱德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收信人杨烁用独特的“低音炮”嗓音，读出了朱德元帅的身不由己，也读出了共产党人的舍小家为大家的悲壮之感。
“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据戴与龄后人讲述，收到信的戴与龄十分意外。时隔十余年，再听到老友的消息，老友平安无恙，这让他倍感欣慰。但老友信中的困窘却也让他有些不解。
此时的朱德已经身居要职，是八路军总指挥，可以说不论是军中还是党内，朱德的地位官衔都是数一数二。这样一个高级将领竟然拿不出二百块钱，戴与龄在震惊过后也唯有敬佩。
要知道当时两人在旧军中任职时，身为旅长的朱德一月工资就有2000大洋，而投身共产主义后，朱德不仅失去了优渥的生活，而且还被迫过上了“朝不保夕”的日子，可即便是这样，朱德依旧甘之如饴。
戴与龄明白这是信仰的力量，只有坚定的目标和信念才能让一个在宦海中沉浮的人放弃唾手可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去奋斗甚至牺牲。


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刻起，朱德已经不再是四川仪陇县那个朱德，他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朱德，他撑起的是民族的希望与未来。
想到这些，戴与龄立即与家中商量，筹措出贰佰元送到了朱德家中。而对于朱德信中提到的“此款我亦不能还你”，戴与龄也是十分悲痛。
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在前线拼杀的朱德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未来，因此也不能给戴与龄承诺，但戴与龄希望他们都能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正如朱德将军的孙子朱和平将军所言：“戴与龄见证了朱德从佃农的儿子成长为高级将领，又见证了朱德抛弃这一切去参加共产党。”，戴与龄见证了朱德的蜕变，而这封家书则见证了朱德与戴与龄几十年如一日的友情。


3、太行前线寄家书
杨烁朗读的第二封信是朱德写给前妻陈玉珍的。陈玉珍是朱德战友孙炳文的外甥女，朱德与孙炳文相交莫逆，此时朱德的第二任妻子萧菊芳病逝，在孙炳文的介绍下，两人结为了夫妻。
北伐战争期间，陈玉珍随朱德辗转多地，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身为朱德夫人的陈玉珍也遭受了许多迫害。
在这之后，朱德带领红军北上，而陈玉珍则在家乡照顾家人，一个人忍受着寂寞、相思之苦。
在写信给戴与龄之前，朱德从前线先后给陈玉珍寄去了三封家书，信中除了有对两位母亲的牵挂担忧外，还有对陈玉珍的愧疚和歉意。


信中曾这样写道：“我这种生活非你们可能处也，我决不能再顾家庭，家庭亦不能再累我革命”，这话听来何其残忍，却也表达出了朱德一心为国、救亡图存的决心。
朱德“不希望”家庭成为他的负累，这不是不愿做、而是做不到。国共内战时期，朱德尚且不能保全家人，等到日军的铁蹄南下，世道只会越来越乱。
无法在家人身边的朱德只能让刘玉珍尽力保全自己，“望你独立自主，决不宜来前方，亦不应依赖我”。生逢乱世，软弱要不得，朱德只能一遍一遍地告诉刘玉珍要坚强。
在信中，朱德还和刘玉珍提到：“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由此可见，即便是家信中，朱德也仍不忘对后辈的教导。


投身革命前线为的是民族大义，为的是国家未来，绝不是升官发财的捷径。
作为朱德的家属，要有时刻为国家牺牲的准备和勇气，但绝对不能有贪图安逸、享受富贵的骄奢之风。
即便与家乡亲人远隔万里，但朱德依旧在潜心地叮嘱、教养后辈。这种家风借家书来传承，通过书信来表达，一门忠烈、满腔爱国之心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也没有因着地域、时间的阻隔而中断，这得益于朱德的言传身教，也得益于书信中蕴含的无穷力量。
而在这之后，陈玉珍也曾给朱德回信道：“你事繁任重，希望努力加餐，为国珍重，将我和家乡忘掉好了”。


七尺之躯，已许国，再难许卿。朱德元帅心中是家国，而身为他背后的女人，陈玉珍也必须足够坚强，足够宽容。
在这两封信读完后，不论是杨烁还是观众都留下了热泪。我们感慨于战争的残酷，感叹于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一场又一场的悲剧，但却总能被那个年代的人一腔赤子之心所感动、震撼。
在那个“烽火来年三月，家书抵五万金”的时代里，革命年代的使命与担当都借由一封封书信流传了下来，而革命时代的爱情与亲情也在一张张泛黄的信纸上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瑰色。而这，就是书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