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与文人的附庸

作者：钟艺（原载于《商报》）

多年前，菲华社会曾流行一个名词或谓称号，即：“儒商”。近年来，已不多闻。目前，菲华社会的新动向是“一个班子，两块招牌”，即：一个社团在原有的名称外，再加一块“商会”的招牌。此况正逐渐升温。目的，据闻是为了与中国大陆的“国情”接轨。

说回“儒商”。富人酒饱饭足之余，附庸风雅，深究起来，是“古已有之”。而文人对富人附庸风雅产生排斥也是“由来已久”，或讥之不懂文艺装懂文艺，或嘲之为出风头而参加文艺活动……。

可是，倘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附庸者，乃依附之意。一个人“腰缠万贯”之后，还想着向风雅靠拢，甚至依附之，可见其对风雅的崇尚与仰慕。尤其，今日的华社，文化人是没啥社会地位的，虽贵为一校之“长”，在学校举行庆典、拍集体照时，若非有人临时加了一张椅子，校长先生就得让座于众校董大人，与学生们同列充当“布景”。

然而，文人真的那么清高、从不附庸什么吗？早在清朝时，就有人提出质疑：“文人每好鄙薄富人，然于诗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玑、锦绣誉之，则又何也？”(清代张潮《幽梦影》)。此话一针见血，说穿了，文人多多少少亦慕富。 “诗仙”李白先生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揭穿了文人的老底！当然，像陶渊明、杜甫、朱自清之类的有骨气的文化人还是有的，只是像清官般属于凤毛麟角。

历史告诉我们：倘若文人附庸于富人，顶多是昧着良心为彼等鼓吹，为害不大。一旦依附了权贵，仗势打压同仁，尚属小事；如“文革”期间，炮制出在“四人帮”控制的媒体上的“满纸荒唐言”，那可是祸国殃民。

因此，每一位文人都应紧记曾子先生的教诲：“吾日三省吾身”。别只顾讥讽富人附庸风雅，而忘了拿镜子照一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