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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全国百强县(市)”前茅的晋江,与“侨”密切相关
闽南是重要侨乡,海外华侨在闽南文化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闽南文化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原土著居民——古越族的文化;晋、唐中原人大量移居而带来的中原文化;国外文化。
宋、元时代许多阿拉伯等外国商人来闽南经商,甚至与闽南人结婚,在此定居,繁衍生息。他们到闽南后,也把阿拉伯等国的文化带来闽南;闽南华侨到国外去,看到一些比较好的文化,就自觉不自觉地带回故乡来传播,并成为闽南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海外华侨对闽南文化的影响时间更长、范围更广,也贡献更大。
闽南过去与祖国绝大部分地方一样,同属农耕文化,中原人来闽南带来的也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土地的依赖。人们依靠耕种土地为生,没有耕地就意味着没有一切。但闽南地处沿海,与东南亚各国一衣带水,随着海上交通、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华侨到国外去谋生,闽南人的思想观念有了新的飞跃,逐渐从农耕文化向海洋文化转变。地少贫瘠,可以到海外去谋生,把海外作为耕地的延伸。但是,要到海外异域去谋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乘木帆船穿过惊涛骇浪的大海,才能到达彼岸,这没有冒险精神是不行的。到达彼岸后,还要有艰苦奋斗精神和各种谋生之术。这就逐步形成了闽南人性格比较开朗,富有开拓精神,敢于冒险、敢于进取、敢于拼搏的特点和较强的商品意识。
《爱拼才会赢》这首歌传遍五洲四海,不会闽南语的人到了KTV也喜欢点唱,喊上几嗓子,觉得痛快有激情。敢于冒险、敢于拼搏的精神已经成为了闽南文化的旗帜。
黄土高坡有窑洞,皖南有徽派建筑,闽南则有大量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中国传统的民居建筑以土、木、石、砖为主要建筑材料,注意中轴,讲究对称,绝大多数为民屋,较富裕的人家则建“府第式”、“大厝式”的民居,“三间张”、“五间张”或再加盖“护厝”,很少盖楼房的。而闽南侨乡到处可见到“洋楼式”的民居建筑。
华侨看到国外一些民居建筑,特别是欧、美式的民居建筑,通风采光都好,又坚固又漂亮,就想学回老家去。因此闽南民居既依旧以土、木、石、砖为主要建筑材料,又增加了钢筋、水泥、有色玻璃、金属材料、马赛克、釉面砖等,有的还从国外直接运来,这些建筑材料,新中国成立前的一般民居是很少见的;既采取以木刻、石雕、泥塑等方法为建筑的装饰品,又增加了一些西方或东南亚的花纹、图案等装饰方法;门窗宽敞,注意通风与采光;多采用层楼建筑形式,少采用合院式的单层建筑形式;门前多采用科林多式的圆形廊柱;楼前屋后多有花草园地。
闽南话使用的地区很广,除闽南外,在台湾、广东、浙江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使用闽南方言。闽南话里有些特殊词汇,可以说是因华侨而产生。华侨到海外谋生,回归家乡,经常喜欢把国外生产的一些新奇或优质产品带回来。人们没见过这些新鲜玩意儿,不知要叫它们什么名字,就给这些物品加一个“番”字或“洋”字,如把煤油称为“番油”、“番仔油”,把肥田粉称为“番肥”、“番仔肥”,把水泥称为“洋灰”或“红毛灰”,把华侨与侨居国结婚的妇女称为“番婆”、“番仔婆”,把与侨居国妇女所生的子女叫“番仔”、“出世仔”等。
有些词汇则与英文相关,如把肥皂叫“雪文”,把雪茄叫“朱律”,把毡帽叫“招瓢”,把留声机叫“马狗琴”,把手杖叫“洞葛”,甚至把不明事理的人叫“番仔洞葛”,把咖啡叫“哥卑”,把朱古力叫“则龟力”,把西红柿叫“甘马的”,把运动场上球类比赛的出界叫“欧赛”,没有出界叫“引赛”,暂停叫“太荫”等等。这些词汇既溶入了闽南方言之中,也丰富了闽南方言的内容。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闽南华侨所带来的兴学重教的风气。闽南华侨过去在出国前,多数是无地、少地的农民和破了产的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文化水平很低。他们到国外去,深受“青暝牛”(文盲)没有文化之苦。联想到祖国为什么落后、贫穷,主要是因为没有先进的科技、先进的工业、先进的国防力量。而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要有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首先要办好教育。他们从切身体会和到国外的见识,深感在祖国和家乡兴办教育的重要,纷纷捐资办起了学校,并逐步形成了兴学重教的风气。据1990年统计,泉州市已有各类侨建、侨办学校(包括幼儿园)1000多所,占全市各类学校总数的42.8%。在厦门,1990—2010年期间,海外乡亲捐赠公益事业的款项达5.6亿元,占同时期捐赠总额的77%。
侨胞们兴学重教的行动,既为祖国和家乡人民做出了贡献,也促进了侨乡人民兴学重教思想的进一步提高。侨乡的农民们虽然资金比较缺乏,但每当侨亲捐资在家乡兴办教育等公益事业时,都主动、积极地出工、出力,共同为公益慈善事业做贡献。
闽南侨胞除在家乡兴办教育事业外,还参照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家乡兴办了许多交通运输、电灯、电话、自来水等基础建设。新中国成立前,闽南侨乡的这些基础建施,基本上都是侨胞创办的。如闽南民办泉安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泉州至安海、石狮等地)、漳浮长途汽车路始兴股份有限公司(漳州至海澄浮宫)、漳嵩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漳州至嵩屿)、漳程路汽车运输行(漳州至程溪)、厦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至高崎)、华侨商办同美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同安至集美)、泉永德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泉州至永春、德化)、华侨永大德路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永安至大田、德化)和厦门电灯电力公司、鼓浪屿中华电气公司、厦门电话公司、厦门自来水公司、泉州电灯电力公司、安海电厂等等。这许许多多当时比较先进的基础设施,既给闽南人带来了方便和利益,为闽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促进了闽南人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
早时侨乡,有些侨眷侨属全靠侨汇为生,养尊处优,终日无所事事,赌牌以度时光,铺张浪费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晋江池店镇御辇村旅菲华侨看到故乡这种情景,忧心忡忡,便发起在家乡创办织布局(即织布厂)。他们给菲律宾各地的御辇村乡亲写信,发动大家认股,每股10元菲币,至少认购20股,多则不限。所有股票利息都充作三省学校(旅菲华侨在御辇村办的学校)经费。又从上海买回织布机,到温州聘请技工前来教授织布染色技术,组织村中侨妇进厂工作。业务蒸蒸日上,规模逐渐扩大,村中妇女都踊跃参加,每月收入最多者20元,少的也可维持个人生活。侨眷侨属们有事做,就不再去赌博了。也因此体会到“赚钱不容易”,村里慢慢形成了勤俭节约的风气,海外华侨十分高兴。
闽南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既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也与华侨对闽南文化、民风、经济的影响和带动不无关系。晋江就是突出的案例:在福建的84个县(市)中,晋江的经济实力是当之无愧的NO.1。放之于全国,也是长期名列前茅,2015年综合竞争力位列全国百强县(市)第8位。
晋江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最早的有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旅菲归侨蔡润汀在安海开设的联美布行;李昭北投资190万银元在厦门创办的李民兴公司,建造楼房23幢。20世纪20年代以后,晋江华侨回乡投资兴业的逐渐增多。较具规模的有:旅菲归侨蔡子钦与其父蔡德远发动旅日、旅菲华侨集资在安海创办电灯公司,旅菲华侨李清泉等发起集资在福州创建造纸厂,旅菲华侨庄经投资开办晋江进化酱油厂,旅菲华侨李文炳、李汉昌集资在同安创办裕民农场等等。晋江华侨投资创办的企业还涉及碾米、制酒、制烟、铸鼎及木材、陶瓷、化工等行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江侨胞支持祖国、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仅侨资商业就有120多家,金额达160万元。改革开放伊始,晋江侨胞回乡投资兴业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积极引进资金、设备、技术、市场信息,有力地推动晋江经济迅猛发展,并形成了“三闲起步,三来一补过渡,三资企业上路,成片开发迈大步”的晋江侨乡经济发展道路。“三闲起步”就是利用晋江华侨眷属的闲散资金、空闲房屋、闲置劳动力联户集资合股创办企业。“三来一补过渡”,就是华侨回家乡从事“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等商贸业务。期间共引进各种生产设备2万多台(套),利用外资达3亿多元。直至2002年,晋江共创办三资企业3146家,实际利用外资29亿美元。三资企业产值、出口创汇、纳税分别占全市工业产值50%、出口总值65%、财政收入40%。此后,晋江综合实力在全国都是一马当先,这与华侨华人打下的基础有莫大关系。
回首厦门经济特区建设35周年,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创造了诸多“第一”: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直至今天,侨资企业的数量仍占厦门全市外资企业的半壁江山。这无疑是海外侨胞情倾厦门、热心投资特区的真实写照,可以说,经济特区是“始于侨,成于侨,壮于侨”。
(文章来源: 厦门|鹭风报 作者: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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