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如何见证中越革命友谊？| 东南亚之行

4月14日，在赴河内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人民报》发表题为《志同道合携手前行 继往开来续写新篇》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中国广州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广西靖西‘越盟’办事处等革命旧址是中越革命友谊的历史见证。”

一年前，2024年3月26日，广州文明路248号、250号上，修缮一新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首次开放，陈列着实物展品154件，多媒体展示平台6个。正是在这座三层岭南骑楼中，诞生了越南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革命组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越南革命干部的摇篮——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越南第一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纸——《青年》报以及汇编越南第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革命之路》。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旧址

自法国入侵越南以来，无数越南的爱国志士为了拯救祖国前仆后继，其结果却均以失败告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越南的革命力量太过分散，缺少一个强而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

青年胡志明抵达法国后，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由此明确了对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1923年，胡志明进入苏联东方大学深入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随后进入共产国际机关工作。这段经历提升了胡志明的组织工作能力，当1924年11月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广州时，已经是一个思想坚定、工作成熟的共产党人了。

在广东活动时期的胡志明同志。来源/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胡志明同志在广州”展览

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并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广州作为革命浪潮的中心，这里不仅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同时也聚集了一批以越南革命者黎鸿峰、胡松茂、黎鸿山、邓春洪等人为代表的越南爱国青年，并成立有自己的组织“心心社”。他们虽怀抗法热血，却困于旧式复国思想，在斗争的纲领路线和策略上都有许多问题。胡志明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心心社”进行了改组，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并通过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的方式，向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成员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胡松茂等组织成员经过培训回国后，在越南各地进行广泛地宣传和发动工作，同时物色新的革命青年带回中国广州参加训练班，学习期满后加入青年同志会，促进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基层组织的快速发展。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创立和特别政治训练班的开办，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越南革命青年。许多越南青年冲破了法国殖民者设置的重重障碍，经海路或陆路来到广州，来到胡志明的身边，参加训练班，加入同志会。据统计，1925年至1927年间，胡志明在广州举办过3期训练班，至少有70多名越南革命青年参加过训练，包括陈富、阮良朋、黄文欢、范文同等人，这些越南青年后来都成为越南革命的重要骨干。

胡志明在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之余，还需兼顾特别政治训练班。忙碌的工作并没有让胡志明放松对学员们的革命理论与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在闷热的阁楼里，在老式印刷机昼夜不停地轰鸣声中，《青年》问世了。

复原的《青年》报印刷室。来源/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

《青年》是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第一份革命报纸，也是越南第一张传播马列主义的机关报，学员们将之作为学习资料带回越南进行革命宣传，为越南人民指明了民族解放的方向。为了更好地向学员们解释马列主义及其与越南革命的关系，胡志明于1926年发表了第一本用越南文写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革命之路》。其中第一页就引用了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它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成为越南革命的指南针，为后来制订越南共产党的纲领奠定了基础。

1924年6月19日，越南青年范鸿泰在广州沙面刺杀法国总督未遂，纵身跃入珠江前高呼：“自由不死！”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广州沙面华工团体、惠州工会及其他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惠州船工冒险打捞烈士遗体，广州学生连夜编演话剧《珠江魂》。消息传回越南也引发了极大震动，广大爱国青年纷纷来到广州，投身于中越两国的革命浪潮之中。在1924年11月至1927年5月胡志明活跃于广州期间，广州的风云激荡着中国革命，同时也点燃了越南革命的火种。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设在文明路，附近有中共广东区委机关，离农民运动讲习所也不远。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是一座两间相连的三层楼房（当时的门牌是13号和13号之一），楼下为老百姓的住家，楼上是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办公地点。相邻的两间楼房，式样是相同的，面积是相等的，在后院有小门相通。每层楼房呈“日”字形，长约十二米，宽约四米，分里外两小间，里间比外间面积稍小。在13号楼的后院，有一狭窄的厨房，那是“总部”工作人员做饭的地方。胡志明白天主要在鲍罗廷公馆办公，但他经常来文明路给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学员上课，有时晚上在此休息。

旧址三楼复原陈列。来源/广州日报

同志会总部的条件并不丰裕，但好在有中国同志热情款待，双方亲如一家。周恩来、李富春、陈延年等同志都是胡志明当年旅居法国时就已结识的老友。这次在广州一起干革命工作，感情更加深厚。应胡志明的邀请，周恩来、张太雷、陈延年、李富春、彭湃以及领导省港大罢工的一些同志，都曾到特别政治训练班讲课。后来黄文欢访问广州时，还记得当年在青训班听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党委书记陈延年和中国农民运动领袖彭湃讲课的情景。

在广州期间的陈延年，留下的唯一一段影像资料。来源/央视纪录片《山河岁月》

当时，越南青年到广州青训班学习很不容易。据广州的老同志回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员工会曾尽力帮助越南爱国者往返海防与广州。他们还协助越南同志，把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出版的书刊运进越南国内和越南侨民集中的地方。训练班办到第三期，学员人数较多，“总部”地方狭小，开饭也有困难。学员们就到附近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搭伙吃饭。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和青年政治训练班会址的租金和活动经费，一方面靠胡志明等人的薪金和少数越南爱国商人和华侨捐款；另一方面靠中国共产党的资助。当时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廖仲恺也给予了帮助。据曾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黎孟桢回忆：“训练班的经费一部分由中国共产党和各个革命团体资助，另一部分由黄埔军校的越南军官和学员节省薪金资助。”

由于周恩来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利用这个条件，胡志明在举办训练班的同时，挑选了一些优秀青年进黄埔军校，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军事、政治。黎鸿峰、黎广达、武鸿英、张云岭就分别是黄埔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学员。

“中越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这句脍炙人口的诗句是中越关系的生动写照。

早在1903年，胡志明在法国巴黎就与周恩来等中国革命同志接触。那时，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都还没有建立。此后，胡志明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又认识了更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在广州领导工人运动的刘少奇。大家都以革命同志相称，抱有深刻的革命友谊。

张太雷的爱人王一知曾追述当年在鲍公馆与胡志明相处的情况，说道：“胡志明和张太雷在苏联时就建立了友谊，这时又在一块工作，一块生活，倍觉亲切。记得有一次，我和太雷为一点小事发生了争执，吵了起来，胡志明听到后，微笑着走了过来，用俄语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和太雷立刻领悟到，胡志明这是在批评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应该互相尊重，不要为一点小事而争吵。这事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工作之余，胡志明常常到周恩来、李富春的住处座谈，亲密如一家。1968年春，胡志明在北京治病时，就曾在邓颖超同志面前，以十分亲切的语气对前来探视的中国同志说：“我以前（指大革命时期）在广州邓大姐家里，也像现在周总理一样，叫她（邓大姐）小超。”1961年3月，在邓颖超同志率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越南妇联“三大”，并作为胡志明的客人在越南访问期间，胡志明也曾陪同参观河内中华中学，向师生们介绍：“我以前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常到周恩来同志家里，邓大姐曾亲手打毛线衣给我穿。”这些充满感情的话语，生动反映了大革命时期中越同志亲如一家的深情厚谊。

黄文欢后来回忆在广州青训班的那段时光说：“我是训练班第三期学员，就在这里附近的仁兴街上课。当时，农讲所有许多教员给训练班讲过课，印象较深的有彭湃、陈延年同志和领导省港大罢工的一些同志。通过他们的传授，我们学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第一次大革命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中越两国的革命者真是志同道合，亲如兄弟。当时政治训练班没有饭堂，我们每天都来这里（农讲所）吃饭，常常和中国同志一起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胡志明于1968年题写

这些发生在胡志明创办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期间的点滴故事，绝非孤立的片段，而是中越两国革命情谊长卷中浓墨重彩的笔触。这份在广州革命岁月中铸就的超越国界、亲如一家的深情厚谊，也成为此后中越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