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致知：从楚文字到英文，“清华简”如何走向世界？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 题：从楚文字到英文，“清华简”如何走向世界？

——专访荷兰学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武致知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曾玥

2008年，约25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大学，被学界称为“清华简”，其内容多为经、史、子类文献，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世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近年来，清华大学不断深化“清华简”的整理研究，以每年一辑的速度公布整理报告，并与外国专家团队合作，启动编纂“清华简”校释和英译系列丛书，促进海内外传播。

从楚文字到英文，“清华简”走向世界的过程离不开中外专家的通力合作，荷兰学者武致知(Rens Krijgsman)就是其中一位。他四年前入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不仅负责系列丛书的翻译、编辑工作，而且充当中外团队沟通的“桥梁”。近日，武致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其助力“清华简”走向世界的故事，分享背后的文化体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学术价值？请简要介绍翻译“清华简”的流程及难点。

武致知：“清华简”反映了战国时代楚地语言文字发展和使用的实际面貌，其中大多数文献内容未曾传世，对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文化和学术史而言十分珍贵。“清华简”一经公布，便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国内外相关学科的学者利用“清华简”开拓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具体到“清华简”的翻译工作，可以从释读讲起。释读作为“清华简”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在楚文字的隶定(用现代文字的结构转写古文字的字形)乃至简册的编排等工作展开时就已经开始。“清华简”释读先由各小组拟初稿，再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全体人员讨论，最后形成定稿。编写校释时，学术界最新的可取意见、新的缀合(把原来竹子的碎片拼接回原貌)、新的红外照片、新的考古发现等信息都会纳入考虑，与释读结合形成最终的校释本。

我参与的英译工作比较像校释工作，区别在于前者是将楚文字翻译成外文，后者则是译为现代中文。我们会以“清华简”原文为基础，同时结合释读、校释以及学术界对“清华简”的最新认识对每卷做初步翻译，再与美国汉学家、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国古文字学中心主任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组建的翻译团队进行大约每周一次的线上讨论，逐步完善译稿。

翻译丛书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的内容和版式是前所未有的。英译使用夏含夷提倡的版式，即横排逐行将楚文字、严式隶定文字、宽式隶定文字、英译等四段呈现出来，如此对一枚一枚的竹简进行翻译，最后再附整篇竹书的中英全文，有助于读者顺着文本畅读。这在世界上基本没有先例，因此在编辑、排版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需要花很多心思。

2024年5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就清华简第十四辑整理报告召开第三次读简会。清华大学供图

中新社记者：“清华简”哪些翻译令您印象深刻？参与这一过程，您有哪些收获？

武致知：译著《〈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6：〈郑武夫人规孺子〉诸篇》时，我对“清华简”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故事比较感兴趣。里面涉及到的文本包括《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子仪》等横跨郑、晋、赵、秦、楚等国的历史叙事，充满历史记忆和文学色彩。这些简册有着巧妙的比喻和丰富的人物形象，在世界历史和文学史上受到关注。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郑文公问太伯》中的一句话。太伯对郑文公说：“古之人有言曰：‘为臣而不谏，譬若馈而不弍。’”(作为臣下而不进谏，好比进献食物而调味没有二选)英译即“The people of old had a saying,‘Serving as minister and not remonstrating, can be likened to serving food without an alternative.’”简单的一句话却充满哲理和价值。其虽讲述的是为臣之道，但翻译的价值也蕴含其中。通过翻译他人、他国的古典文献，我们可以理解他者的多面智慧。也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其文化内涵。

参与这项工作让我收获非凡。通过阅读、诠释、翻译“清华简”古文本，增进了我对中外同行的了解。我们的翻译工作就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没有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极大努力，没有他们严谨的学风和辛苦的考释工作，这些文献就没法走向世界。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6：〈郑武夫人规孺子〉诸篇》 书影。清华大学供图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将为海内外学界了解、利用“清华简”提供哪些帮助？这对于促进中外文明交流发挥了哪些作用？

武致知：系列丛书用英文系统介绍、阐明“清华简”最新研究动态、文本理解的难点、学术与历史背景等，为理解“清华简”和古代中国出土文献提供直接帮助。文本的逐句翻译不仅为刚接触古文字学的读者提供阅读、理解、翻译中国古文字的方法和范式，也为其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每卷除了英译和介绍部分，还有作者对这些文献的疑难点研究。以我比较熟悉的第六卷为例，其除了介绍各个文本所反映的历史背景，还系统分析了这些文献的文学和叙事学价值，进一步挖掘出土文献在古典文学史上的重要性。

综合理解文本内涵、历史背景、文学特征等方面，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文献的意义。我相信，理解一种文明离不开理解它的文化，理解一种文化离不开理解它的文学、历史、人物以及思想。“清华简”是反映中华文明的宝贵文献，其英译将使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它，进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

已故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原主任李学勤(右三)与师生研讨清华简。(资料图)清华大学供图

中新社记者：参与“清华简”的翻译工作是否让您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知？在您看来，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对于当下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推动跨文化交流有何意义？

武致知：翻译有助于真正读懂一个文本，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字词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和文化内涵，同时对中国古代人物和事件有了更新的认识。所谓东方和西方文化，其实是现代人构造出的概念。通过翻译我意识到，要想读懂中国，泛泛地讲“东方文化”不如具体讲“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文化”则更要首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聚焦“中国传统文化”还得分西周、先秦、两汉等具体时间，又得关注到秦、楚、郑、晋等国的独特传统，同时还不能忽略“出土”与“传世”文献也具有各自明显的特征。简言之，文化是非常具体的，不能一概论之。

跨文化的分析视角对于挖掘中国出土文献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于“比较”研究，跨文化更多强调“借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学习他国的古代文化是在探索一种可能性，只有保持开放的态度，才不会太早下结论称“这种文化没有这些东西”，更不会轻易说“某种文化有这些特征”。深入研究他国文化便会发现，我们所“得”别人得过，我们所“失”别人也失过。人类是共同体，应该互相学习、相互理解。(完)

武致知。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简介：武致知(Rens Krijgsman)，荷兰人，牛津大学东方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入选2022年“仲英青年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出土文献、写本文化研究等。现任欧洲简帛学会委员会秘书长，《欧洲简帛学会通讯》编辑，《简帛》英文刊副编辑，《饶宗颐国学院汉学丛书》编委委员，《亚非学院院刊》国际顾问委员。著有《早期中国的合集：格言、记忆、诗歌与数术》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