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异味车”：隐身的平台与模糊的议题

2024年12月24日，滴滴出行发布声明回应近期“臭车”舆情，并宣布开展“异味车”专项治理。平台宣布上线拉黑异味车功能，即用户在乘车中遇到“异味车”或其他不好的体验时，可以通过行程页面中的“不乘坐该车辆”对网约车进行为期12个月的“拉黑”操作。此外，平台已经开展了针对司机的宣教与播报，提醒司机保持车内卫生，并赋予乘客对车内气味评价的权利。对于异味差评率较高的司机，平台将暂停或取消其服务，进行培训和考试后方可恢复接单。平台还在52个城市上线了“清新车同城PK赛”，并在北京等城市推出“香香车”和暖冬彩蛋车等旨在改善车内空气的活动。同时，公告中还倡导乘客与司机共同爱护车内环境，不在车内食用有刺激性和异味的食物，不在车内吸烟等。
通篇公告展示了滴滴整治异味车的决心和行动，但相比乘客打到“臭车”的频次和概率，滴滴的通告似乎来得有些迟。早在2024年6月，滴滴发起的公众评议中，“拉黑异味车”已位居第二。近期上映的电影《好东西》中，也有“快车太臭，除非女司机”等相关台词。而早在2023年11月，曹操出行就上线了车内“一键换气”功能，并在2024年5月于厦门为超过1000台网约车安装了车载智能净化设备，开展了车内异味的治理行动。滴滴迟来的治理和声明将矛盾巧妙地转嫁给了司机和用户，虽然提到了治理“异味车”需要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努力，但平台长达一年半的隐身和声明中寥寥数笔的责任声明将真正的矛盾策略性地掩盖了起来。


隐身的平台
围绕网约车平台的舆情一直存在，比如有关网约车平台专车和顺风车业务的安全讨论持续不绝。平台的策略往往是将合规与监管义务做模糊化处理，除非平台责任已经足够明显到无法潦草带过。合规义务和平台责任的缺失并未推进平台对舆情处理的进展，而是对司机的劳动过程和网约车的空间展开了全新的规制。
平台的派单逻辑和抽成逻辑植根于信息不对称的劳动过程控制中，抽成比例和派单频率掌握在平台手中，平台“去雇佣化”的新型模式却未改变对剩余价值的索取，网约车司机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完成尽可能多的订单，在无意义的内卷中提升了平台的效率，抵消了平台发送给乘客的优惠和折扣，成为了真正负担成本的一方。而看似公平的价值分割和抽成模式也因为缺少协商空间和议价能力而只能选择被动接受。在司机群体内部，平台通过设计好的司机激励体系。将司机通过平台内的口碑值和平台外的合作公司进行双重管理，形成一套管理运力的金字塔体系，口碑值的积累和服务市场等指标相挂钩，算法和激励模式搭建了一套延长劳动时间的过程监督体系，平台在这个二元体系中发挥着主导型的作用。
平台的到来首先引发了公共运输行业内部的矛盾。巡游出租车司机在网约车出现伊始利用社交媒体进行集体行动抵抗网约车的发展，在进入平台后通过选择性接单抵抗算法的入侵。平台通过吸纳巡游出租车司机，实现行业内的合法化和派单的去技术化，巡游出租车司机在“平台—司机”的不对称关系内被动接受了“劳动控制”。反过来，对于巡游出租车的外部监管被平台创造性地应用到网约车空间内，以应付层出不穷的安全事故和舆情，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安装车内远程监控和技术和引入乘客投诉机制。在一系列司乘纠纷和事故频发后，平台开启了车内录音录像功能和手机设备搭载的GPS等设备。不仅如此，平台后期会通过AI 分析订单的实时轨迹和司机的驾驶状态，若检测到司机存在异常的驾驶状态或行驶轨迹，系统会通过内置语音提醒和乘客短信确认进行和管理。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将福柯的“全景式监狱”与信息方式下的数据库相结合提出了“超级全景监狱”。他指出，在网络时代，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实践正在生成，而“超级全景监狱”作为一种围观结构，当多数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和控制时，私人和公共空间的消解实现了对人的全面的无时无刻的监视和规训。平台对网约车空间的改造与“公共化”将“平台—用户”和“平台—司机”之间的张力转换成了司乘关系之间的矛盾。相比之下，巡游出租车司机作为运输业从业者，受到国家统一标准和交通部统一管理的乘客投诉机制的约束，而网约车司机则是科技企业的零工经济从业者，却也在日益有形化的“公共空间”内收到来自平台企业的强规制。然而，在如此强规制的背后是没有保障的劳动关系和频繁施压的劳动过程监管。施加监管压力的平台在舆情和事故出现时利用层层加码的监管措施，美其名曰为充分的平台责任，从而将矛盾转嫁到司乘关系中。
在关于平台和互联网治理的讨论中，胡凌提出的“平台发包制”将整个互联网治理过程描述成一个发包过程，这种发包体制促进了大型平台的自我管理和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包意味着政府委托平台进行管理，但在某些重要领域，政府仍需保持监督和控制。这种依托数字架构（architecture）的规制手段回应着互联网内容和平台的两阶段“非法兴起”以及经济价值和社会控制关系的再生产。张湖月（Angela Huyue Zhang）将中国的互联网监管逻辑总结为“动态金字塔”（dynamic pyramid model）。其中，监管者作为重要的执行者，在监管中“要么做得特别少，要么做得特别多”。刘立之在对中国电商平台的研究中提出了“建制外包”（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的概念。
以上三种讨论暗含的是平台兴起的逻辑，即在崛起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和“战略不管制” (strategic non-regulation)，如此监管保证了互联网行业在“弱制度”的条件下迅速发展和繁荣。通过要求互联网企业采取各类自我规制手段，承担平台活动的风险管理责任，在制度缺位时进行弥补甚至后续的“吸纳”。治理逻辑给予平台在特定时间隐身的空间，战略性的缺位和适时的吸纳构成默契，在充分的操作空间内实现了矛盾的模糊化处理和转移。
模糊的议题
从一年前那位“自带被褥睡在网约车”里的司机开始，“臭车”开始和司机本人的生活习惯联系了起来。不可否认的是，长时间生活在网约车中的司机们产生的气味和座椅的织物融合以后会形成一种难以描述的气味，进入车厢好像“进入司机的被窝”等描述在互联网上被“乘客—司机”的二元关系对立起来，但这实际上与网约车行业运力饱和、平台的激励机制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思潮相关。大量灵活就业人群涌入网约车和外卖行业，面临传统巡游出租车和新兴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双重冲击，以及平台在价格竞争和司机抽成中的双重限制，网约车司机陷入了无效内卷的陷阱，工作时间长却无法盈利。选择“换道”的部分新能源网约车司机在庞大的充电需求和无法匹配的充电设施与效率的牵制下，也无法真正实现降本增效。
无人驾驶出租车开进武汉以后，“被替代”的身份焦虑席卷巡游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而多年无法盈利的滴滴却在扭亏为盈伊始投资了无人驾驶出租车。无论是出租车司机恶意阻碍萝卜快跑行驶，还是网约车的异味难消，个体的努力无法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亦无力改变生产方式的颠覆，而滴滴的声明中却将行业风险和平台责任转化成司机个人素质和乘客乘车需求之间的矛盾，但在日益增长的空驶率和缺乏基本保障的零工经济的背景下，从2012年开始运营的滴滴出行，司机素质为何会在近两年突然低下？
当科技资本试图通过平台取代和淘汰劳动力时，平台的抽成和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转变成了科技资本的技术革新和对劳动力需求的最小化。悖论之下隐藏着全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力使用模式，无论劳动力需求的缩小和行业的饱和是否已经蚕食到广大的网约车司机群体，传统“平台—劳动者”模式的不确定性和数字劳动的无意义加深了无法扭转的掠夺感和失落感，而这种无意义并不是只存在于网约车司机中，而是更广泛的社会思潮中。从2020年起，社交媒体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与劳动者和工作相关的“热梗”和关键词，上班族们通过一系列带有特定状态和语境的关键词表述和赋予了工作场域中不同行动以新的实践意义。
“上班族”到“打工人”的关键词转换，虽然描述的都是同一群人，但是其负载的含义与信息早已完全不同。面对社会结构和工作场域内部的双重压力，00后异军突起，成为了“整顿职场”的正义之师，新一代的“反内卷斗士”在一个又一个强大的词汇中成为了希望叙事的主角。脱离职场的“数字游民”和“全职儿女”以全新的身份和叙事再度回归社交媒体，追求铁饭碗的“上岸一族”聚集在城市中的自习室与公立图书馆，更大意义上的“东亚身份”包含着对绩效社会和优绩主义的批判与愤怒。置身于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挣扎着的大多数们生成了一套属于当代打工人的行为规则，他们追求着片刻的“松弛感”，撰写属于自己的“发疯文学”，在充斥着等级制度的工作环境中实践着弱者的反抗。
而执着于“上班比丑穿搭”的i人e人，浓人淡人或微死的活人发出的“洗个澡的时间都没有吗？”的疑问，看似是对异味车的抱怨和不满，实际上忽略了异味车背后的不断增长的工作时间和不断减少的剩余价值。原本是平台的管理缺位导致的系统性问题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社会结构和公众舆论则倾向于通过个体化的责任分配来弱化系统的疏离感。公众通过性别叙事和市场逻辑，将注意力从平台责任转移到个体身上，从而掩盖了系统性矛盾。这种将“臭车”定义为男司机和女司机的差异，或者将“嫌臭就打专车”等显化的“司乘矛盾”无疑是一种议题设置的结果。这种操作有效弱化了平台在制度建设、管理疏漏等方面的责任，性别化叙事进一步吸引公众注意力，不仅模糊了原本的问题核心，还加速了这场拉黑的“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