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如何重塑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中新社北京7月9日电 题：通过“大一统”实践，清政府如何重塑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西南边疆研究室主任吕文利

中新社记者 陈建新 徐雪莹

历史是多种力量合力而成、所有民众互动实践的结果。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各族群、团体间通过文化交流、婚姻结合、贸易往来等活动，形成“嵌入式互动”格局。

这一格局如何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何内在演变逻辑？对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西南边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吕文利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何为“嵌入式互动”格局？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何种作用？

吕文利：以新疆为例，历史上无论遣官置郡，还是屯田戍边，体现的都是中央对新疆的纵向治理；各族群、团体间的文化交流、婚姻结合、贸易往来等，则体现了“嵌入式互动”。所谓“嵌入式互动”，是以和亲、通婚、贸易、互助等为表达手段的一种横向的历史互动，它是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

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到祖国。据学界研究，土尔扈特部在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到东归之前，从未中断与祖国各方，尤其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的联系。可以说，恰恰是各族群间形成的“嵌入式互动”格局，才促成了这次东归。

清代“嵌入式互动”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内在历史演变逻辑。早在明朝末年，伴随蒙藏形成宗教信仰上的联盟，满蒙结成军事及政治联盟，以及努尔哈赤推行“满汉一体”理念，各地区、集团之间开始形成这一格局。入关后，清政府顺势而为，因俗而治，把各民族地区纳入治理，进一步巩固强化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局面，出现康乾盛世。随着治理深入，又进行“修教齐政”改革，实施“一体化”政策，进一步促成“嵌入式互动”格局的形成，并形塑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

舞台剧《东归•印象》在新疆和静县上演，艺术演绎了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汗的率领下，17万族人踏上东归祖国之路的历史故事。刘新 摄

中新社记者：贸易与宗教如何影响“嵌入式互动”格局？

吕文利：贸易和宗教由于跨越族群、社会、区域，成为影响乃至最终实现清代“嵌入式互动”格局形成的关键因素。

具体来说，蒙古诸部因为宗教信仰，需要入藏熬茶，进而与清朝进行贸易，蒙藏双方在信仰上形成联盟，以及清政府力图借助藏传佛教控制蒙古，都反映了蒙古诸部、西藏藏传佛教和清政府的各自需求和灵活组织。例如，清政府与当时还未纳入版图的蒙古准噶尔部开展以物易物贸易时，满足其搭给部分现银的诉求；准噶尔使臣进京时，清政府允许其携货贸易；清政府还为准噶尔入藏熬茶花费大量银两，却不把费用直接布施给西藏寺庙……这些都是其统合准噶尔和西藏的政治策略。

在互动过程中，满、蒙、藏、汉、回等彼此的文化深深嵌入对方骨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中新社记者：清代各族群、各地域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是自发的还是被动的？为什么说清政府是“顺势而为”？

吕文利：清代“嵌入式互动”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既有各族群、地域的自发融合，也有政府主导的互动与融合。

明末清初，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族群形成了自发性的“嵌入式互动”，这种互动是各族群间互相借鉴、自发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例如，清朝入关前的60余年间，仅满蒙关系就经历了满洲向蒙古学习、满蒙同盟和清朝管辖蒙古三个阶段。从蒙汉、蒙藏关系来看，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信仰的选择上大体也可分为笃信萨满教、试探白莲教以及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三个阶段。

入关后，清政府把边疆地区纳入治理范围。当时，经济快速发展，各族群人口迁移频繁，形成“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热潮。此外，清政府也在有意进行空间规划，大规模迁移人口。

随着治理深入，清政府在边疆地区施行“修教齐政”改革，成效显著。在政治上，清政府着力进行顶层设计，如规定满、汉、蒙等都可参加科举考试，形成政治上的“嵌入式互动”格局；在行政区划设计上，从雍正朝开始，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清末在边疆地区设省或筹议设省等，进一步促成“嵌入式互动”格局的形成。

游客在南京夫子庙景区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参观。泱波 摄

中新社记者：“嵌入式互动”格局的形成，对清政府实现长治久安起什么作用？

吕文利：清政府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族群问题和宗教问题是最关键的两大核心内容。妥善解决这两大问题，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与历代王朝不同，清代实现了政府主导、各族群协调融合、彼此共同嵌入成长互动的新格局。其中，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在超越族群隔阂的基础上，用“大一统”思想和实践，重塑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具体来看，一是善于因势利导，创建了众多因地制宜的边疆政策；二是清朝皇帝提倡满汉平等的治理格局，包括在崇儒重道和宣扬佛教等信仰方面，坚持平等对待；三是以改革的智慧进行“修教齐政”。

深刻了解历史上各地区、各群体形成的“嵌入式互动”格局，发掘各群体之间深层互动的内在机制，有利于激发群体协调发展的内驱力，促使国家在主导和增进各地区、各群体的良性互动方面推出符合实际、利于长治久安的政策，使得各群体在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维持在良性和可持续的轨道之上。

横向历史上的“嵌入式互动”，可将其看作理解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它强调各个组织、族群、行政单位、社会、团体的互动、融合和发展，对于今天具有借鉴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吕文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西南边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强基计划”学业导师，内蒙古工业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陆地边疆历史与现实问题以及疆域理论问题等。出版专著有《嵌入式互动：清代蒙古入藏熬茶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