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棋局意欲何为？

原标题：东西问·中外对话｜从“产能过剩论”到对华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棋局意欲何为？

中新网：5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加征关税，据白宫官网，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将从目前的25%提升至100%。近来，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无视客观事实，频繁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西方政客大肆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有何意图？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执意推高关税壁垒，目的何在？中国新能源等产业发展如何助力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对全球能源转型有何意义？

“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太和智库资深研究员鲍韶山(Warwick Powell)和美国《地缘政治经济报告》创始人、外交政策专家贲杰民(Benjamin Norton)三位嘉宾针对以上问题发表看法。

王义桅认为，西方炒作中国“产能过剩”是一种话语叙事陷阱，其预设的前提条件就是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鲍韶山直言，“中国产能过剩论”纯属无稽之谈。“中国制造业庞大的规模，有利于降低技术和生产资料成本，这对全球经济发展百利而无一害。”

在贲杰民看来，当下，世界正在经历能源转型，中国已成为世界领先的电动汽车生产国，这对落实《巴黎协定》，减缓气候变化，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美国对此感到不满，并不是因为中国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美国的垄断企业在这方面难以与中国公司竞争。

资料图：2024年1月22日，浙江宁波，吉利旗下极氪智慧工厂焊装的新能源车架在自动运输带上传送。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美国5月14日宣布将对包括电动汽车、电脑芯片、医疗用品在内的一系列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将从目前的25%提升至100%，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义桅：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的销量很少，所以拜登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完全是出于竞选的需要。美国要打压中国，希望产业、资金回流到美国，所以，这一举措是在为负债地区喊话，是在向盟友喊话，追求“政治正确”，所以才会加征关税。

现在拜登政府为了总统竞选，为了资本回流、产业回流、就业机会回流，继续打造“美国神话”，不断地号召盟友，号召全世界唱衰中国，打压中国。此次对中国电动汽车增加关税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美国将中国全方位、系统性的优势带来的竞争力称之为“系统性的威胁”，最后还在反叙事。这种行为也反映了美国的一套做法，就是“你按照我说的做可以，但是你按照我做的做就不行”。

贲杰民：美国最初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时，我就意识到，他们要为施加关税找借口。

美国试图通过这种做法削弱中国的产业发展，但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会奏效。中国将继续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出口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中国将帮助这些国家减少碳排放，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依赖。

此事显示出美国政府的虚伪。它批评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补贴，而自己却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

中新社记者：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声称，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新能源行业存在“产能过剩”。也有专家认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产能顺应了高质量发展要求，符合经济学规律。如何看待这两种说法？

王义桅：西方炒作中国“产能过剩”的前提就是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所以，这是一种话语叙事陷阱。

过去西方指责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解决过剩产能”，“制造债务陷阱”，这种逻辑一以贯之，现在又给中国的“新三样”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中国是“世界工厂”，是为世界而生产的。西方国家讲的“产能过剩”是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挤压了西方的市场”，而且西方赶了个早，起了个晚，让中国弯道超车了，所以(它们)才会来指责中国。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自己也想发展，但发展不出中国这么强大的产能，所以才有这方面的“威胁”论断。

贲杰民：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叫“产能过剩”。按照美国一些人的逻辑，如果一个国家有净出口，就可以指责其存在“产能过剩”。而目前，这个逻辑只针对中国。因此，这种做法十分虚伪。

事实上，以2023年为例，中国汽车内销比例占比达80%，出口量仅占产量的不到20%。中国的汽车工业实际上并不像日本、韩国、德国一样严重依赖出口。如果真的像美国所声称的那样，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那么日本和韩国的“产能过剩”程度将会是中国的十倍。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没有指责其盟友日本、韩国和德国？很显然，美国奉行双重标准。如果世界各国真正想要减缓气候变化，那么大家应当清楚，中国物美价廉的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新能源产业为落实《巴黎协定》、减少全球碳排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鲍韶山：无论在新能源汽车还是其他相关领域，中国在这些领域不断增长的产量大部分能被其不断增长的内部需求消化。绿色产业是新兴产业，发展速度很快，对各行业的影响也很大。

资料图：美国白宫。中新社记者 陈孟统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产能过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王义桅：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产能过剩”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国的政策给它们造成的“制度性的威胁”。中国没有按照西方设计的套路来发展经济，所以西方国家不承认这种发展模式。同时，有些国家也想甩锅给中国。2024年是美国大选年，政客们的叙事就是“不是我不行，而是你太狡猾”，有很多的国际责任“需要中国来背”。这些都是话语霸权。

贲杰民：美国意图借“产能过剩论”削弱中国新能源等产业竞争力，保护硅谷的大型科技垄断组织。美国还借此鼓动各国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它宣称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希望其他各国加入孤立中国的行列。

美国大选日渐临近，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指控也是拜登及民主党争取选票的手段。拜登政府强调美国需要投入数万亿美元来支持本土产业，对中国实施更多的制裁和关税，这会吸引一部分制造业依赖政府投资的州选民。拜登政府还试图借此塑造自己对中国更加强硬的形象。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次选举中，美国两党都在比谁能对中国更加强硬。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幸的，我认为应该鼓励与中国进行产业合作。

鲍韶山：美国已然养成习惯，将自己政策诱发的问题归咎于他国。过去数十年，美国金融业大规模扩张，金融资本在整体经济中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美国的金融化以牺牲实体经济为代价，推动了虚拟资本的增长。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而普通民众则受到了损失，成为了牺牲品。由于制造业逐渐空心化，美国成为了制造业成品和中间产品的净进口国。因此，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需要做的是保持其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推动政治经济去金融化，大力投资教育、技能培训，以及产业研发。

中新社记者：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是否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它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什么影响？

王义桅：我认为这种“中国产能过剩论”肯定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而且中国的产能发达反衬出西方产能不足。在新质生产力赛道上，实际上西方有些输给中国了。或者感觉到自己输了——产生了一种抱怨或者采取了一种话术——它们就按照自己定义的节奏和产能来要求中国。实际上，它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同时也是要试图夺取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一些话语权，所以美欧才会一唱一和。

贲杰民：美国政府指责中国为本土产业提供补贴，但实际上，多年来，美国为自己的本土企业，例如特斯拉等公司，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除此之外，美国正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措施，为本土企业提供数万亿美元的政府支持。因此美国对中国大言不惭的指责所瞄准的，正是它自己在实行的政策。

美国还提议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更多关税，限制中国的出口。欧盟目前也正在讨论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其中包括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倾销调查。因此，“产能过剩”就如“国家安全”一样，是美国使用的一些借口，以试图将其对中国采取的关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制裁合理化。

鲍韶山：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论”纯属无稽之谈。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增长的产能大部分能被其不断增长的内部需求消化。中国制造业庞大的规模，有利于降低技术和生产资料成本，这对全球经济发展百利而无一害。

4月25日，2024(第十八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北京举行。

中新社记者：中国新质生产力如何助力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对全球能源转型有何意义？

王义桅：对于中国来讲，目前所说的“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在原来的生产力水平上或是体系上做文章了，而是在生态文明、数字文明等新时代的生产力维度展开研究和讨论。从过去工业和商业文明下的生产力角度来看，中国确实是实现了弯道超车。它在推动全球数字和绿色双转型方面做出的贡献，在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

中国过去农耕文明很发达，但那个时候相对比较孤立，工业化的中心在西方。到今天工业4.0时代，中国开始弯道超车了。

中国打破了过去的权力转移路径，也改变了过去工业化、创新化都是在西方内部循环的历史，真正地引领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引领了全球能源转型。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数字生态文明的结合，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以及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人类的能源转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给世界减排绿色转型发展，包括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示范。

贲杰民：中国已经在工业化进程中迎头赶上并继续前进，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当下，世界正在经历能源转型，需要生产更多电动汽车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中国已成为世界领先的电动汽车生产国，这对落实《巴黎协定》，减缓气候变化进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美国却对此感到不满，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美国的垄断组织在这方面难以与中国公司竞争。

鲍韶山：降低清洁能源及低碳技术的成本将推动清洁能源和绿色生产力的普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普及高性价比、可靠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变革性意义，因为这有助于实现能源主权，促进能源依赖型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只有降低了能耗成本，才能提高生产的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