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换收入与社融为负

成本换收入是一种畸形的KPI导向的产物，普遍存在于中国大陆不少企业。简单举几个实际存在的例子：
1、银行贷款给企业，并给企业手工补息（也就是给企业降低实际贷款利率），企业获得贷款后再存于银行，此时存款利率要高于补息后的实际贷款利率，企业自然会选择扩大贷款，或者维持续贷，银行保持了贷款规模，但损失了利润。央行将此称之为“低贷高存”、“空转套利”（《》）。
2、某新势力车厂给员工制定全员营销任务，每年必须完成几台车的销售任务才能获得年终奖。员工为了完成任务，用预期年终奖的一部分自费去补贴给自己的亲友买新车（比市场价低才有人愿意买），算起来虽然不能拿到全部年终，但比完全没有年终的结果要好。这就是所谓人工成本换收入。
3、手机厂商将年度销售任务压给渠道，要求渠道商批量购入新款手机，购入量越大，从手机厂获得的返点越多。渠道商再通过计算实际销售价格与厂商返点之间的差额来动态调整手机售价。这实际是手机厂商将营销成本补贴给渠道商以换取手机销量规模和销售收入。
简言之，成本换收入的目的都是维持销售规模及背后的收入规模。在强调收入规模的前提下，大企业的KPI导向就会让基层动作变形，最终导致不停做大规模，但利润率不升反降。之所以这样做，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来自竞争的压力，规模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信心，消费者可能倾向于购买销量更高的竞品；可能是来自资本市场（包括各类投资者、股东）的压力，不同性质的股东经常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短期爱好”，喜欢看到某个指标是否高；也可能单纯是因为管理粗放，只通过一些具体的KPI指标去决定基层的收入，基层基于自身短期利益，动作完全变形。
总之，成本换收入是一种非常常见，但又非常畸形的商业行为。这种商业行为在整体需求上升的时候，负面作用并不明显，因为无论是基层分支行还是实体企业的员工、渠道，其实都是企业的“销售工具”，只要最终能够售出、完成任务，企业正向发展，收入、利润正向增长，那么这个链条上的各方都会获益。问题在于，在整体需求下行或不足的时候，这种行为带来的就是“内部矛盾”的普遍暴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商业习惯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大陆的人口持续增长，在此基础上，经济规模持续增长、消费能力也持续增长，只要扩张，就有收获。所以作为各行各业吃漏油的群体，垫资，甚至是贷款垫资，都是心甘情愿的。换言之，收入的增长会自然带来利润的增长，因此千方百计的维持收入增长是自上而下的一个选择。
但消费规模实际上是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者数量的，在人口拐点已过之后，不少行业的消费者数量已经难以增长了，在消费能力也没有实质性提升的前提下，怎么还可能维持原有的发展模式呢？曾经最坚定的城投信仰都破灭了，刚兑也消失了，今天还有多少大小老板敢于不假思索地垫资，甚至是贷款垫资呢？
我们的劳动力人口拐点是2015年左右，如果不是上一轮“涨价去库存”靠债务继续刺激，我们在当时就应该开始感受到各种“寒意”。但债务刺激可以是一个永动机吗？债务刺激可以让各个链条都被润滑到，而不是将漏油集中于少数行业和少数企业吗？我们的有钱人今天真的缺钱吗？我们的老百姓会因为债务刺激富裕起来吗？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上一轮刺激没有实现呢？为什么上一轮刺激之后，年轻人不婚不生不贷了呢？
企业成本换来的收入，在实际需求不足时，造成了规模虚高的假象，甚至为了维持这种假象，又付出了更多的成本，进一步造成了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当所有企业都这样做的时候，最大的风险，是积累了整体的和更多的风险。
要深刻理解需求不足的现实性和严峻性。规模虚高的假象会影响生产预期，也就会影响产能投入预期，进而造成各种误判。
最近最真实的消费数据来自五一旅游。2024年5天假期对比2019年4天假期，旅游人数从1.95亿人次增长到2.95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从1176.7亿元增长到1668.9亿元，但人均每日消费却从150.86元下降到113.15元。
作者一直强调，是终端需求而不是中间需求才是最应该关注的，因为不能转化为终端需求的中间需求，实际上都不能变成消费，无非是从一个商业主体的成本转换成另一个商业主体的成本。这种成本转嫁在今天只会进一步抑制消费能力，这种转嫁带来的增长数字，在今天，还有多少意义呢？
所以，社融为什么为负呢？
今天的未来，还会跟过去的未来一样吗？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