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方唱罢我登场，抗战时期上海银行家“生旦净末丑”齐活了！

文│李一翔
在抗日战争中，每一个中国人都毫无例外地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投入其中，有的成为反侵略者的战士，也有的堕落为民族的败类。而战前曾经活跃于中国政治、经济舞台的上海银行家，也同样经历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过程。
壹
是抵抗还是投降


据统计，1936年时，全国有本国资本银行164家，其中54家的总行设在上海，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54家银行共计有资本额25,845万元，约占本国银行资本总额的59.5%。
由于大量的银行集中于上海，在此地便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银行家阶层，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浙江兴业银行总司库徐寄庼及总经理徐新六、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及总经理唐寿民、四川储蓄会代主任钱永铭、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秦润卿、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经理朱博泉等。还包括原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后改任常务董事的傅筱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留学国外、学有所成的爱国知识分子，回国后抱定通过发展自由资本主义以拯救中国的宗旨，作为经营者而非投资者，凭着自己的才干和社会给予的良好机遇，成功地管理着一批颇具规模的银行。他们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中最富有现代化色彩的一个企业家集团。从个人角度来看，抗战前夕，他们的事业正处于如入中天的鼎盛阶段。
抗战时期，如同所有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样，上海银行家也被深深地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且由于他们从事的事业具有特殊的性质，又决定了其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相当重要，发挥的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


1937年上海，侵华日军用粉笔写出哪些地方已被占领
从时间上看，抗战时期上海银行家的政治，经济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战争初起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抗战结束。在第一阶段，上海银行家作为一个整体，随着战局的变化和国家金融中心的转移，频繁来往于上海——汉口——香港——重庆之间，为稳定战时全国金融、支持抗战而竭诚服务。在第二阶段，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和香港被日军占领，上海银行家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他们活动的地域范围基本上分别被局限于上海和内地，其政治、经济上的作用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从对待日伪的政治态度上看，抗战时期上海银行家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始终对日伪持坚决反对立场，积极公开地参加抗战工作，包括有陈光甫、李铭、钱永铭、王志莘、胡笔江、徐新六及张嘉璈等人；第二种是前期积极公开地参加抗战工作，后期被迫羁居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同日伪委与虚蛇，不与其合作，完全保持住或基本保持住民族气节，包括有徐寄庼、周作民、秦润卿、朱博泉等人；第三种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后投敌附逆，背叛国家与民族，堕落为历史的罪人，包括有傅筱庵、唐寿民等人。
贰
至暗时刻的顽强


1937年上海，外滩14号交通银行外的沙包掩体和士兵
首先来看陈光甫、李铭、钱永铭、胡笔江、徐新六、王志莘以及张嘉璈等人的情况。他们的活动代表着抗战时期上海银行家的主流方面。
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八·一三”战事的发生，给上海金融界造成极大的震动。8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中国金融开始步入战时运行轨道。适应这种形势，上海银行家也紧急行动起来，一方面在组织机构上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一方面竭尽全力应付混乱的市面，以求稳定金融。随后战局急速变化，上海很快陷入敌手，于是银行家们有的退入租界，有的撤往香港及内地，继续维持金融局面，为战争服务。不久，便发生了胡笔江、徐新六两位上海银行家为国捐躯的事件。
胡笔江较早进入交通银行，战争开始后，作为这家国家资本银行的董事长，便按照政府指令，将总行改为总管理处，随同政府撤往汉口。为了业务上的便利，胡笔江本人却移至香港，负责指挥、调度全行业务。徐新六作为私人资本的银行家，在社会上颇有影响。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几次从重庆或香港致函给他，要求他与尚留在租界内的李铭等人一起维护上海金融市面。到1938年8月时，中国政府计划派出一个以民间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去美国争取援助，他也应邀参加，经香港转道去后方。8月14日，他与奉财政部长孔祥熙电召回渝的胡笔江搭乘中航公司的专机由香港起飞，拟至桂林后转赴重庆。飞机刚飞至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上空，即被日本军用飞机截击，结果机毁人亡，两位上海银行家为国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陈光甫
陈光甫是抗战中特别活跃的一位银行家。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了贸易、工矿、农产三个调整委员会，陈光甫出任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推动中国土产品出口，以争取外汇。为此，陈光甫辗转奔走于汉口、重庆、香港等地，但在战时交通阻塞的不利条件下，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当时国家非常需要外汇，以便从国外进口一些紧缺的战略物资。于是，从1938年起至1940年一年多时间中，陈光甫两次代表中国政府去美国磋商借款。这时，美国尚未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属于中立国，它一方面与英、法大做军火生意，另一方面又暗中把大量战略原料、甚至武器卖给德、日等法西斯国家。在美期间，陈光甫施展各种外交手段，多方求援，终于谈成两笔商业性质的借款一笔是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另一笔是滇锡借款2,000万美元，为国家争取到了十分宝贵的外汇。
由于借款购料以及输出土产品的关系，陈光甫代表政府在美国设立了世界贸易公司，1940年春回国后设立了复兴商业公司。为了维持债信，以便于政府将来能够获得美国更多的借款，他想方设法解决交通阻塞因难，促使桐油顺利出口，还亲自去滇缅公路沿线催促，并在仰光筹设炼油厂，使桐油可以散装上船，尽快运往美国抵债。
陈光甫战时担任的另一职务是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是为了继续出售外汇以维持法币币值，用从英、美两国取得的借款和国民政府自己拿出的外汇作为平衡准备的基金，而于1941年4月成立的，基金的总额为1.1亿美元。由于其时国内通货膨胀渐趋严重，这种靠出售外汇的办法并不能起到稳定币值的作用。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政府不得不实行外汇统制，不再出售外汇，该委员会遂于1943年宣告撤销，陈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战时陈光甫担任的两个政府公职。一个是贸易方面的，一个是外汇方面的，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战时业务经营的主要方向也是这两方面，这就为该行带来了业务上的极大方便，从而获得较其它私人资本银行好得多的经济效益。


交通银行被占
抗战时期，李铭、钱永铭、王志莘、张嘉璈等人先后辗转各地，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活动，1941年2月遭到汪伪政府的通缉，被迫秘密离沪去了美国。钱永铭在胡笔江遇难后继任交通银行董事长，1939年10月四联总处改组后。他又代表交通银行任常务理事，直接参与政府财政金融事务的高层决策。王志莘于战争开始后便率部分银行人员撤至汉口，再转重庆，在此成立新华银行总管理处，领导后方各分行业务。张嘉璈则完全脱离了银行业务，专事政府公职，致力于改善后方的交通运输条件；1942年底辞职后赴美，从事战后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设计研究工作。
徐寄庼、周作民、秦润卿、朱博泉等人的情况代表着抗战时期上海银行家活动的另一个侧面。


徐寄庼
抗战之初。徐寄庼先后担任上海市商会理事长、地方协会理事。抗敌后援会委员、筹募救国公债委员会委员等职，广泛团结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支持抗战。上海沦陷后，他留在租界内继续活动。1939年，已投敌的汪精卫在上海与日本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这一卖国密约。汪的亲信、原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始终参与其事，徐寄庼以往与高宗武有交谊，知晓此事后便积极向其策反，促使他毅然脱离汪精卫集团，并于1940年1月在香港的报刊上向中外揭露了日汪勾结的事实真相。
在日伪加紧统治的恶劣形势下。1941年3月。徐寄庼秘密移居香港。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英、美不宣而战，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不久香港沦陷，徐寄庼和周作民，唐寿民等一些留港的上海银行家被日军拘捕，第二年春众人又被遣运回上海。回沪后，日方立即要求徐寄庼出面主持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总商会工作。他一面委人与之周旋，一面称病卧床不起，坚辞难以从命。以后面对敌伪的多次威胁利诱，始终不为所动。同时，他还秘密与国民政府派驻上海的代表蒋伯诚以及其他爱国人士取得联系，经常参与研讨上海的工商业现状，为尽量避免和减少日伪的破坏而殚精竭虑。当时汪伪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筹划对上海银钱业开征营业所得税。上海金融界闻讯后极为不安。徐寄庼便出面联络上海、浙江实业、新华、国华等银行的代表筹商对策，决定在会计处理上作出隐匿所得的安排，以抗拒巨额所得税。结果此举虽未达到预期效果，但也使金融业减轻了不少损失。


周作民
周作民在战争初期曾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但未正式接事。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正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被拘捕，并遣送回沪。尽管周作民对抗战的前途一贯持悲观态度，并与日方及汪伪政府方面的不少要人有来往，即始终未公开与其合作，也未担任过伪职。如汪伪政府在上海筹建商品统购总会，曾拟定由周做理事长，因他不愿出面而作罢，后成立时仍发表他为监事，也坚辞不就。这期间，周作民通过各种途径，仍然与后方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还经常向国民政府驻沪代表资助一些经费。1943年底，钱永铭等人曾托口信要他尽快到后方去。此时他也意欲摆脱眼前的艰难处境，但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总的来说，周作民羁居上海阶段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与日伪的关系上是劣迹的，但因他最终并未公开投向敌方，故此我们还是将其列入基本上保持住了民族气节一类。
太平洋战争后留在上海的其他一些银行家，如秦润卿、朱博泉等人，或深居简出，坚决不事敌，或为了维护上海金融业而忍辱负重，在虎口下与日伪周旋。
上述各位银行家的活动情况代表了上海银行家正义的一面，而傅筱庵、唐寿民等少数银行家却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投向了日伪阵营，成为可耻的卖国贼。


傅筱庵
傅筱庵原为洋行买办出身，后因投资关系进入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会。当该行创办人盛宣怀于1916年去世后，他很快执掌了银行大权，先任总经理，后任董事长。但在1935年的白银风潮中，该行卒不及防而发生挤兑，经改组后傅筱庵被赶下台﹐由杜月笙接任董事长，他改任常务董事。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傅筱庵投敌附逆，任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成为著名的大汉奸。1940年10月11日，他被爱国志士刺死，受到正义的惩罚。
唐寿民最初是受宋子文指派于1933年4月出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的。抗战开始后，他与该行董事长胡笔江一同撤往香港，指挥全行业务。胡遇难后，已经失去宋子文信任的唐寿民未能接替董事长职务，而经杜月笙向蒋介石力荐，由钱永铭继任。钱入主该行后，与唐寿民貌合神离，唐便长期滞留香港。香港沦陷后﹐他也被日军拘捕，遭返上海后不久，便成为日伪统治下交通银行复业的筹划者，从此走上了甘心附敌的叛国道路。


日军占领上海租界
在日军进攻香港的最初几日内，政府派出专机将留港的政府要员和国家行局的首脑人物及时撤出，惟独未通知唐寿民（为何遗漏通知，是否由于唐与宋、钱交恶而有意疏忽，始终是一个谜）。事后他得知此情，极为不满，这件事可能是促使其回沪后积极筹组交通银行复业的一个直接动因。他在复业时曾私下对人说：“交行复业，好比一户人家被盗，主人逃避，账房先生出来为主人看家，保存未被强盗拿去的财产。等主人一朝回来再行交还。”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托词而已。
1943年3月，日伪为了搜刮战略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专门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商品统购总会（简称商统会），由唐寿民兼任该会理事长。唐原想通过掌握商品购销实权，可以为交通银行扩大业务，但实际关系并不密切，经常收存的仅有商统会经费存款数百万元，然而却进一步暴露了他为虎作伥的面目，以致在投敌的泥潭里愈陷愈深。
叁
继续前行的勇气



位于外滩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
综观抗战时期上海银行家的所作所为，虽然也出现了像傅筱庵、唐寿民这样甘心投敌附逆的变节分子，然而绝大多数人，包括那些身陷敌境的人，都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在财政金融领域或其他领域刻意经营，为全民族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自从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在上海创立后，上海银行家在中国银行业曲折艰难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极大的作用，逐渐壮大成为一支令人瞩目的集团力量，不仅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极为活跃，而且在政治舞台上敢崭露头角，其重要性日渐突出。但是，自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加紧实施对全国金融业的垄断，改组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开始对其它私人资本银行进行兼并。从此，上海银行家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并逐渐失却了往日的独立性，个人的影响力减弱，一部分人进入国家资本银行，另一部分也积极向政府靠拢。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1935年以后上海银行家向国民政府的靠拢是一种妥协与投降行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软弱性的具体表现。我们也认为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对金融业及全国经济的垄断攻势下。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被完全阻塞，上海银行家对此既害怕又不满，但也奈何不得。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后﹐决定向政府靠拢，以求得自保。这一点是确实存在的。


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和美国财长摩根索在华盛顿签署借款协定
但是，我们若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又会发现历史事实也并非全然如此。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国民政府改变了以往对待上海银行家的态度，如同1927年春政府成立之初那样，极需寻求上海银行家的再度密切配合与大力支持，因而做出了一些政策上的适当调整。而对于上海银行家来说，大敌当前，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以及个人事业的兴衰，也使得他们不计前嫌，暂时忘却政府对他们的严重侵害，又与政府合作，施展他们的力量与影响，为抗战效力。如同本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的第二次合作那样，上海银行家也与国民政府在新的基础上再次结成联盟，并对中国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个时期，上海银行家频繁出任政府公职的现象，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对此，是不能简单一概斥之为上海银行家对政府的妥协与投降，也谈不上双方的相互利用。而且有时还有国际力量的介入，如陈光甫两次出使美国和后来出任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一职，就是由于得到了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的提议和支持，尽管蒋介石认为美方干涉了他的用人权，十分不悦，但也只得照办。


门口堆满沙袋的华侨银行
当然，在上海银行家与政府携手谋事的同时，双方的矛盾与冲突仍然继续存在。政府利用战时条件，进一步谋求金融垄断，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及办法，严格控制私人资本银行的业务活动，后来还由财政部直接派出银行监理官，对私人资本银行进行监督和检查。当然，这些措施有其合理的一面（当时交战各国均是如此），以服务于战争的需要﹐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兼并、削弱私人资本银行的目的。
至于傅筱庵、唐寿民这样的人，毕竟只是上海银行家中的极少数。他们的叛国投敌行径，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道德素质的低劣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任政治权利的争斗（如唐寿民）和经济利益的分割（如傅筱庵）中遭受到挫折后的一种报复性选择，在这双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他们坠入了罪恶的深渊。这与当时中国的第一号汉奸汪精卫的情况大同小异。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人总是会不断出现的，代表着时代前进中的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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