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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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通过文化、对外援助和参与区域合作机制等方式积极开展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建设，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华侨华人是存在于东南亚地区的特殊群体，尽管在历史上曾受到东南亚国家的排挤打压，但近年来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影响力得到了迅速提升。因此，整合华侨华人的优势资源，引导和发挥他们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将有助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中国；软实力；东南亚；华侨华人；侨务工作；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侯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
21世纪以来，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在军事力量等“硬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需要发展自己的软实力。华侨华人是存在于海外的特殊群体，其在塑造国家形象、构建中国软实力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中国软实力建设中的重要力量。《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1—2015年）》明确指出，要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增强国家软实力。东南亚地区作为与中国紧邻的亚洲地区之一，不仅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实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舞台。因此，深入分析华侨华人在中国东南亚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对于如何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战略及问题
“软实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约瑟夫·奈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述的。他认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国家的软力量主要来自于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国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国内外学者对于软实力的概念及资源范围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和扩充。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认为，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国际贸易、海外投资、发展援助、外交倡议、文化影响力、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济、教育以及旅游等多方面内容。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从中国的角度界定国家软实力，认为这种软实力资源主要有文化、政治价值观（国内政策）、制度、外交政策及国民素质等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五类。本文认为，中国的软实力资源不仅包括约瑟夫·奈指出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外交政策，也包含诸如经济援助等经济因素。
（一）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建设的措施
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国际战略的影响力不言而喻，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标。冷战期间，由于受到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及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开始积极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沟通与合作，国家间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建设旨在通过深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消除经济军事实力上升造成的负面影响，实现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大限度地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目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建设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依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由来已久，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华人的移居很早就传播到了这一地区。在与当地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保留了其核心要素与精髓，还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形成具有中华特色的“混合文化”。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共性成为提升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无形之手”。在此基础上，中国积极开展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往。既有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文化交往，也有通过国际组织开展的活动，例如2005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既有举办文化周和缔结友好城市的方法，也有设立孔子学院，进行留学生培养等方案；既有语言的交流，例如东南亚国家掀起了“中国语言热”，中国掀起了“东南亚语言热”，又有图书报刊和广播电视的信息沟通，例如中国的许多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东南亚各国文字而流传。这种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文化往来扩大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其次，通过对外援助施加影响力。对外援助是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外交手段，摩根索认为：“无论什么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其主要目标都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这不仅指短期的经济利益，也涉及广义的国家利益，包括宣传社会价值、提升国家声望和通过减灾救灾等活动塑造国家形象等，而这种广义的国家利益正是软实力的体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展了多次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1997年的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东南亚，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帮助他国恢复金融秩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泰国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同时也为印尼等受到波及的国家提供了巨额财政援助。此外，中国还积极倡导建立亚太经济援助机制。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第六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宣布实施亚洲减债计划，越南、老挝、柬埔寨成为直接受益国。2003年，为救助陷入危机的经济体，中国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共同出资10亿美元与国际清算银行合作建立了亚洲债券基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表明，对外援助是中国在东南亚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中国是东南亚最大的援助国之一。此外，由于中国的援助与其他援助国相比不会附带任何条件（例如民主改革、开放市场、环境保护等），因此中国往往会获得与其援助规模不成比例的更大的赞赏，并会对这些受援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中国“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不仅获得了东南亚国家的欢迎，还因为尊重受援国的国家主权而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除了经济援助，中国也积极开展在东南亚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2004年印尼海啸发生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展开援助行动，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救灾物资和现汇援助，还派遣中国国际救援队以及专业的医疗队奔赴灾区开展工作。中国政府通过对外援助这一载体，在增进与东南亚国家间互信的同时，也树立了地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软实力在东南亚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已无法忽视”。
最后，中国积极参与区域性合作机制，尊重和支持“东盟方式”，实现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提升。中国与东盟的正式接触始于1991年钱其琛外长出席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此后，双方在各领域开始了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增进双边政治互信和推动互利共赢。政治方面，中国于1992年7月正式成为东盟组织的“磋商伙伴”，并于1996年7月与东盟建立了全面对话伙伴关系。1997年，双方又将全面对话伙伴关系进一步上升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3年，中国与东盟共同发表了《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成为东盟的“战略伙伴”。同年，中国以非东南亚国家的身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将自身置于条约的约束之下，表明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平等交往的诚意。经济方面，中国与东盟自1991年建立对话机制以来，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往来频繁。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2015年，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在参加东亚峰会经贸部长系列会议时表示，“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经贸安排，随着自贸区的逐步实施，中国从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一跃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从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跃升至第三大贸易伙伴。”安全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了深入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对于长期影响双方关系的南海问题，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体现了双方希望通过合作实现地区安全的理念。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签署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加强了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合作。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在快速崛起的同时能否走和平道路尤为重要。“东盟方式”的内涵体现为坚持以互不干涉为核心，以非对抗性协商一致和国家间平等对话的方式发展区域合作。中国积极构建与东盟的联系，尊重和支持“东盟方式”并以平等友好的姿态与东盟各国开展合作，显示出中国并不谋求地区霸权，中国的迅速崛起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建设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推动软实力建设，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根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报告，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现状并不乐观。对比第三波和第四波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有关数据，菲律宾民众对中国在地区影响力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73%降至44%，而新加坡的这一数据则从81%降到76%。相比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缅甸对于中国在地区和其国内的影响持积极态度的比率最低，在第四波调查中分别只有28%和31%。此外，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也发现，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也有所下降：2013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数据分别为70%、81%和48%，而2014年的数据只有66%、74%和38%。中国拥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也具有强大的软实力潜力，但是在将这些资源和潜力转化为在东南亚地区的现实影响力时，效果并不理想，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遇到了瓶颈，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东南亚国家一定程度上存在对中国的误解，中国国家形象一定程度上被扭曲。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诸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冷战结束后，虽然意识形态对立的消失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东南亚国家认识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得到了完全客观的理解。经济上，中国的迅速崛起一方面给东南亚各国带来了巨大利益，另一方面也带来某种压力甚至恐惧，他们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会利用贸易、投资及援助等手段最终控制东南亚，“很多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害怕与中国打交道会成为中国的附庸”。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公布的一项报告，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尽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民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益于自己国家，但是大多数越南（71%）和菲律宾（5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安全上，东南亚国家担心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会被运用于领土争端的解决中，并最终走上霸权主义道路。2013年的黄岩岛事件、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等一系列事件严重影响到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形象。显然，东南亚国家在面对中国的崛起时，其疑虑与恐惧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让他们认为中国是不可能和平崛起的。与此同时，为了遏制中国，西方某些国家不断散播“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等对中国不利的论调，这进一步加深了东南亚国家和人民的担忧。
其二，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作用的发挥容易受到他国的影响。针对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提升，约瑟夫·奈在2005年曾指出，尽管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还无法达到与美国同等的水平，但是美国忽视这一趋势将是愚蠢的，现在需要美国投入更多的注意力来平衡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2008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高调宣布其“重返亚太”战略。相比于美国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对于硬实力的偏好，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将硬实力与软实力完美结合的巧实力战略，并通过一系列战略手段实现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提升。东南亚国家一方面与中国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迅速壮大的实力会形成地区霸权。他们希望能借助区域外大国的力量来制衡中国，这为美国重返亚太带来了契机。美国充分利用东南亚国家的这一矛盾心理，介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领土争端，美国总统奥巴马屡次提到“大国不能欺负小国，争议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言论为美国在东南亚国家和民众心中树立了良好形象。此外，美国一方面积极巩固并强化与传统盟友菲律宾等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努力谋求与缅甸等国家关系的改善，全面提升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联系。2009年，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开始与东盟各国在经贸、基础建设等领域进行深层次合作。对外援助方面，美国加大了对东南亚各国的援助力度，这不仅体现在每年对东南亚国家巨额的援助金额，还体现在美国军事力量的软运用。自2005年开始，美泰联合多国举办的“金色眼镜蛇”演习加入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印尼海啸、缅甸风灾等自然灾害中也能看到美军活跃的身影。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和软实力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其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提升，这使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受到制约。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国际民意测验（参见表1）显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民众认为美国将是它们在未来发展中最重要的伙伴。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Global Opposition to U.S.Surveillance and Drones, butLimited Harm to American＇s Image”, 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4/07/2014-07-14-Balance-of-Power.pdf，2016-10-26, p.38.
除了美国，日本和印度也在东南亚地区积极开展软实力建设。二战后，日本通过战争赔偿和经济援助的方式开展经济外交，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21世纪以来，日本又提出了“东亚发展倡议”、“东亚共同体”等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在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20世纪90年代，印度提出了“东向政策”，意图建立与东方邻国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此外，印度佛学文化在东南亚地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目前印度政府正在积极推动那烂陀大学的重建工作，2010年在那烂陀遗址上重建大学的提案在印度国会获得批准表明，印度在亚洲的软实力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
美国、日本、印度在东南亚的软实力战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美日印在东南亚国家中影响力的竞争。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调查结果（参见图1），东南亚各国对美国和日本的态度普遍较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受访民众对日本的支持率最高，而印度则是一个潜在的会跟中国在东南亚竞争软实力影响的国家。虽然这一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客观事实，但是我们能从中发现，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与他国存在差距，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软实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图1东南亚5国受访民众对中美日印的支持率（%）
资料来源：贾益民等：《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二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
一般而言，“华侨”与“华人”的判断依据是国籍：“华人”是指已经取得居住国国籍并拥有中国血统的人；“华侨”是指拥有中国国籍，却长期在国外工作或生活的人，他们本质上还是中国人。中国海外华侨华人数量众多，据最新统计，现在海外华侨华人有60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东南亚是世界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区，据估算，东南亚华侨华人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约占全球华侨华人的73.5%，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三国是东南亚，也是世界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
东南亚华侨华人是该地区的特殊群体。二战前，他们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上都归属于中国，“落叶归根”是他们将中国视为自己祖国的具体体现。随着二战的结束，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华侨逐渐加入居住国的国籍，他们的政治身份发生了根本改变，由此产生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双重性。冷战期间，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始怀疑华人的政治忠诚度，担心中国利用“华人因素”干涉内政，这使得华侨华人受到了居住国政府的排挤打压。为了保护华侨华人的利益，中东、南亚国家妥善处理了双重国籍的问题，东南亚各国开始降低华侨入籍门槛，大量华侨转入居住国国籍。以菲律宾为例，“从1975年到1986年期间，约有20万华侨加入了菲律宾国籍。到90年代中期，菲律宾华侨华人约有110 万，其中只有1万人保留华侨身份。”华人逐渐开始“落地生根”，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居住国的社会生活中。目前，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已经发展到第三代、第四代，有的已经到了第五代。这些新生代华侨华人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在居住国出生长大，从小接受当地的文化教育，与中国更多的是一种血脉亲情的联系。总体而言，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居住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华侨华人政治社会地位的改善，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东南亚各国的广泛传播。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就华人在马来西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给予颂扬，认为“历史不能没有华人”。当前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具有如下特征：
（一）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实力日益雄厚
基于海外华侨华人经济整体的流动性与模糊性，人们虽然对于其拥有的确切经济总量尚未达成共识，但是普遍认为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经济整体中的重要部分，是与阿拉伯人、犹太人并列的世界侨民三大金融力量之一。2009—2010年国务院侨办重点课题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大陆以外华商资产总额接近5万亿美元，东南亚十国华商资产约15，051亿美元，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共占据东南亚华商资产的95%，是该地区华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东南亚华商不仅是世界华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在其居住国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福布斯富豪榜的统计数据，华商不仅是东南亚各国富豪的主要群体（参见图2），而且对于居住国GDP的贡献也非常显著（参见图3）。这仅仅是上榜华商的数据，考虑到东南亚各国中还有众多未上榜的华商，可见华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为此，约翰·奈比斯特认为：“东南亚似乎已把经济领地交给华人掌管，本地人负责的仅仅是政权。”
图22006—2013年福布斯富豪榜东南亚各国华人占比（％）
资料来源：贾益民等：《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图3 2006—2011年福布斯富豪榜东南亚华商财富占GDP比重（％）资料来源：贾益民等：《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
综上所述，华商在东南亚的经济地位较高，为其所在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早期华侨华人的政治参与受限，迫使他们走上从商的道路，但是他们在摸索中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和经验，并凭借血缘纽带形成了华商网络。相比于东南亚各国的民族企业家而言，华商的国际化程度高，能有效利用东南亚国家引进外资的机会进行跨国贸易。随着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贸易往来日益密切，特别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为华商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使得其在东南亚地区及各国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稳固，华商网络得到快速发展。
（二）东南亚华侨华人参政议政，政治话语权逐渐增强
华侨华人的政治话语权是他们在居住国表达自身意愿的权利，这需要华侨华人通过积极参政来实现自身话语权的提高。在历史上，由于“政治忠诚”的问题，东南亚国家对于华侨华人参政议政带有警惕性，华侨华人也自觉减少甚至回避在政治上的作为而转为经济上的发展。然而，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世界华商网络的发展、台湾对东南亚的大规模投资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等因素都有助于东南亚华侨华人政治地位的改善和华人社会文化的复兴，进一步唤起华侨华人的参政意识。东南亚国家开始逐步解除对华侨华人谋取政治权利的限制，华侨华人也积极投身到居住国的政治生活中，提高自己政治话语权的同时寻求政治途径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参政议政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具有华人血统的个人以国家公民的身份参政，不凸显民族属性。部分华人或具有华人血统的人已然成为居住国政界高层人物，例如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泰国总理英拉等。另一种形式是通过形成华人政党来实现，这主要体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是唯一华族主导政局的国家，其前三任总理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都是华人。成立于1949年的马华公会被马来西亚华人视为政治代表，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政党，也是马来西亚执政联盟成员之一。印度尼西亚华人参政的道路较为曲折，在苏哈托执政时期，华人无政治地位可言。随着印尼民主政治的进程，印度尼西亚华人重新开始以华族身份参与政治社会生活，华人政党也迅速涌现，例如大同党、中华改革党、佛教民主党等。随着印尼华人参政热情的提高，相应的参政成果也相当显著：2007年，华裔黄汉山成为印尼首位华人地方行政长官，华裔黄少凡成为印尼首位华人市长。印尼华人已然成为印尼重要的政治力量。
东南亚各个国家中华侨华人的政治地位各不相同，但是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这一群体的政治声音越来越重要，在居住国的政治影响力也紧随着经济影响力的增长而迅速壮大。
（三）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文化影响力日益广泛
华人虽然在政治上认同居住国政府，但是其文化认同仍然属于中华文化。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和华文教育被称之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法宝，是支持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存在的重要力量，也是华侨华人扩大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华侨华人社团，是“早期移居国外的华侨，为了团结互助，自救自卫，联络感情，共谋生存与发展，或以血缘宗亲，或以地缘同乡，或以业缘同行为纽带，自发建立起来的互助联谊与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方面，华侨华人社团中的华人政党逐渐成为华人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华侨华人社团也在文化领域扮演着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民族文化往来的关键角色。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社团都会组织举办舞狮、唱戏等中国传统文化活动。此外，华侨华人社团还开展宗族祭祀活动，创办中华文化主题活动，这大大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许多具有中国元素的传统习俗已然融入到东南亚国家之中，例如春节已经成为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法定假日。
华文教育是指“以母语或第一语言非汉语的海外华侨华人为主要教学对象开展的中国语言文化教育”。自1690年印尼华侨创办第一所海外华文学校——“明诚书院”以来，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拥有华社公办、宗教组织开办和私人开办等多种华校办学机构。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教育是华侨华人社会自愿延续中华文化传统的“留根工程”，能让更多的海外华裔保留和传承中华文化。此外，越来越多的非华裔学生开始在华文学校学习。有数据显示，“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全日制华文中小学和幼稚园中，非华裔学生约占30%，有些甚至达到50%”，这也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影响力。
东南亚是海外华文传媒的发源地，也是重要的海外华文传媒中心。东南亚地区的华文纸媒数量众多：新加坡有4份华文报纸，马来西亚有18家华文日报，泰国有6份华文报纸和3份华文期刊，菲律宾有4家华文报纸，印度尼西亚有11家华文报纸和4份华文杂志，缅甸、越南、柬埔寨的华文报刊也开始出现。这其中，《联合早报》是规模最大、发行量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华文报纸。与此同时，华文电子媒体也得到了飞速发展，不仅报纸杂志出现了电子版，如《联合早报》于1995年成为东南亚首家上网的华文报纸，而且华文电视、广播、网络也迅速涌现。东南亚地区的华文传媒内容丰富，涵盖了国内外的时事政治新闻，其中也涉及中国的文化及社会生活。此外，华文媒体也积极为居住国的华侨华人发声，尤其是在选举期间，华文媒体利用其传播手段，影响华人的投票意向，使得政治候选人不敢忽视居住国的华侨华人群体。
三 “以侨为桥”，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
中国的和平崛起有赖于和平的周边环境，尽管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中国在东南亚主要依靠援助、贸易、投资、文化教育和旅游等方式提升软实力，华侨华人这一重要力量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东南亚华侨华人有跨国文化背景，其本身就是“一个集人力资源、资本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科技资源、信息及网络资源等资源类型于一体的资源系统”。因此，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需要整合华侨华人的优势资源，引导和发挥他们的桥梁与纽带作用，通过侨务公共外交，“以侨为桥”，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交往与合作。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聚集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政府与东南亚各国开展政治经济合作的战略构想，也是中国提升在该地区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开拓者、主要承载者和有力的维护者，广大华侨华人将成为这一战略的重要依托，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
（一）以华商网络为“渡船”，进一步扩大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是华侨华人基于地缘、血缘和语言等纽带而形成的商业网络和商业循环体系。它不仅是东南亚华商形成雄厚经济实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扩大中国经济软实力的“渡船”。
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拓展海外市场。然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不高，海外投资难免会出现因为文化、语言而产生的障碍，并且存在跨国经营人才不足、商业网络狭隘的困难，这使得华商及其庞大的华商网络的“渡船”效果得以显现。海外华商熟悉居住国的政治、经济和风俗习惯，常年的商业往来使得他们与居住国的政府和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华商和华商网络，中国企业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及时调整投资政策和方向，减少因经验不足或者文化障碍造成的损失。此外，大量的海外资本通过华商网络进入大陆市场，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华商的资本力量及其商业网络受到了东南亚各国领导人的重视，他们希望借助华商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拓宽与中国的商贸关系。2016年10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其随行人员中有250多名菲律宾商界领袖，其中就不乏华商的身影。
东南亚的华商及其商业网络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起来，还可以传播诸如“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有利于提升华侨华人以及中国的形象，打消东南亚国家和人民对于中国强大经济实力的顾虑，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东南亚华商的经济实力与商业网络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东南亚各国和华侨华人共同获益的“多赢”局面，增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二）运用华人社会三大法宝，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和谐”理念
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文化固有的外向型和辐射力也为中国软实力构成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据调查，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相比，被认为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和传统的国家而非具有重大经济或军事力量的国家”。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和谐”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宣扬“仁爱之心”，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继承者、传播者和展示者”，对提升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不容忽视。
我们已经看到，中华文化中的“和谐”价值观念正通过华侨华人社会传递到东南亚各国。在长期的侨居生活中，尽管穿着、生活习惯等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华侨华人仍然保持着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仍然坚持对母族语言的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为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而消失殆尽。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以说，保持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程度越高，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就越强。
东南亚华侨华人作为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不仅需要依靠其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得到中国的引导和支持。中国需要加大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1）强化华文教育。加强华文教育基础设施，增强新一代华侨华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提升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2）加强与华文传媒的合作。华文传媒虽然已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传媒力量，但仍然存在传媒人才缺乏、影响范围相对有限等问题。这需要我们加强大陆媒体与东南亚华文媒体的协调、交流与合作，提升华文传媒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让世界能更多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3）扩大与华人社团的文化交流。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不能仅局限于在东南亚国家开展文化节等庆祝活动，还可以吸引华侨华人及其后代回到祖国直接感受历史文化，例如开展“寻根之旅”、夏令营等活动。
（三）通过华侨华人解读中国外交行为，引导社会舆论，维护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当前，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与国家实力和地位不符，国家形象受到影响，软实力的提升遇到瓶颈。一方面是由于政策交流的不畅通，导致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发展存在戒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方国家散播“中国威胁论”，损害中国形象。“中国要为国家振兴营造更宽松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就须更加重视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华认知问题，顾及别国公众对我国发展的各种感受和反应。”在当今国际关系中，除主权国家外，非政府间组织和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社团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一种形式，可以弥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政府间活动的空白，成为政府间往来和民间交流的友好使者。
一般而言，华侨华人是东南亚国家直接接触中国元素的重要途径，外国民众会通过华侨华人的言行举止认识和感知中国，形成对中国的印象。因此，华侨华人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具有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解读中国外交行为，增进国家间政治互信。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历史来看，华侨华人曾为中国外交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冷战时期，马来西亚华人曾永森突破艰难险阻，实现了中马外交的“破冰之旅”，促成了1974年的中马建交。如今，在新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下，东南亚华侨华人仍将是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力量。中国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华侨华人虽然侨居海外，但一直都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对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有着客观全面的认识。随着华侨华人政治地位的提升，他们能准确地传递中国政府政策意向，使得居住国政府能准确把握中国的外交行为，避免出现错误认识。因此，东南亚华侨华人在理解、支持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也能成为政策的传递者和诠释者，增进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推动双边和多边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其二，引导社会舆论，传递正面的中国声音。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机遇论”兴起的同时，“中国威胁论”也不时地以各种形式出现。此外，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的统一，“疆独”、“藏独”、“台独”等分裂主义势力借助西方的反华力量，大肆歪曲中国的国家形象。部分西方媒体也借此机会对中国的事情进行歪曲报道，例如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等。对此，海外华侨华人进行了鲜明的反击，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也积极传递正面信息，支持中国政府行为，维护国家形象。“7·5”事件后，柬埔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柬埔寨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等发表联合声明，坚决支持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此外，华文报刊、广播、电台以及华人社团也撰文发稿批驳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和不实攻击。这不仅有利于潜移默化地改善中国在当地民众心中的负面影响，还可以展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塑造中华民族和中国政府的正面形象。
（四）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华侨华人，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涉及到这些华侨华人的故乡，比如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天然的情感纽带使得东南亚华侨华人热心参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愿意结合自身的优势和潜能与中国政府和企业进行合作。因此，东南亚华侨华人将是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力量。
围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种模式，华侨华人可以在推动政策沟通、深化贸易往来、弘扬中国文化等方面助力丝绸之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首先需要做好政策沟通的工作。东南亚华侨华人可以发挥其对居住国家政府和企业的影响力，构建多层次的政策沟通交流机制。这不仅包括政府间的沟通，还可以是从政府到民间，从行业到企业的交流。华侨华人可以向有关国家间接传递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打消他们的防范心理，成为化解疑虑的“粘合剂”。此外，东南亚华商的经济实力、商业网络、人脉资源将有利于提升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经贸合作水平，一方面为中国企业到东南亚国家发展防御风险、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也为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入驻中国牵线搭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一条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文化对话之路。通过扩大华侨华人社团举办的传统文化活动的影响力、加大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支持力度、调动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的资源与渠道传播中国声音等措施，将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搭建文化的桥梁，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先行构想。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宣传中，中国要调动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积极性，重视和发挥华商、华文社团、华文传媒等的影响力，进而引导东南亚各国全面客观地认识“一带一路”战略，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结语
东南亚华侨华人既是“一带一路”的投资者，也是受益者；既是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共建者，也是信息资源平台的共享者；既是海外传播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弘扬传统文化的引擎，也是提升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助力器。
东南亚华侨华人是中国提升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形象和增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力量，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华侨华人作用的两面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华侨本质上是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助力中国实现伟大复兴之路，但是华人已经是居住国的法定公民，其政治认同应该是居住国。如果将“华侨”与“华人”混为一谈，不加以区别对待，甚至将他们都视为中国海外利益的代理人，那必然会引起东南亚各国政府的警觉以及社会的不安。历史经验告诫我们，要重视华侨华人居住国的政治环境，妥善处理中国与居住国的双边关系。对于作为他国公民的华人群体，应在尊重其效忠居住国并履行公民责任和义务的前提下，发挥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助力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提升。
注释
〈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页。
同上，第11页。
CRS Report,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April 2008,
https://www.gpo.gov/fdsys/pkg/CPRT-110SPRT41927/pdf/CPRT-110SPRT41927.pdf，p.3.
《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6963009.html，2016年11月7日。
Hans Morgenthau, “A PoliticalTheory of Foreign Ai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2), 1962.
CRS Report,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April 2008,
https://www.gpo.gov/fdsys/pkg/CPRT-110SPRT41927/pdf/CPRT-110SPRT41927.pdf, p.97.
《美媒：“笨拙的大象”已变成“敏捷的龙”》，环球网，http://oversea.huanqiu.com/political/2008-11/293807.html，2016年11月9日。
《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东盟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50824/050923043480.shtml，2016年10月16日。
第三波调查时间为2010—2012年，第四波调查为2014—2016年。目前第四波调查的数据整理分析还未全部结束。
Asian Barometer，Asian Barometer Wave 4 Survey,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survey/survey-results, 2016-10-26.
数据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Spring 2014 Survey Data”，“Spring 2013 Survey Data”，
http://www.pewglobal.org/category/datasets/?download=35293
门洪华: 《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4期。
吴金平、罗会知：《国家形象与当代中美日在东南亚的竞争》，《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3期。
Pew Research Center，“Global Opposition to U.S. Surveillance and Drones, but Limited Harm to American’s Image”,
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4/07/2014-07-14-Balance-of-Power.pdf, 2016-10-26.
Joseph Nye, “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 Wall Street Journal, Dec.29, 2005.
Pew Research Center，“Global Opposition to U.S. Surveillance and Drones, but Limited Harm to American’s Image”,
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4/07/2014-07-14-Balance-of-Power.pdf, 2016-10-26.
Opinion，“Nalanda: ASoft Power Project”, The Hin-du, Aug. 30, 2010.
《海外华人华侨已超6000万分布于19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网，
http://news.china.com.cn/2014lianghui/2014-03/05/content_31685623.htm， 2016年10月16日。
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庄国土：《东南亚华人参政的特点和前景》，《当代亚太》2003年第9期。
《历史不能没有华人——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赞扬华侨华人巨大贡献》，《东南亚纵横》2000年第1期。
庄国土等：《〈华侨华人经济资源研究——以华商资产估算为重点〉课题研究报告》，国务院侨办政法司编印，2011年10月，第6-8页。
贾益民等：《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6-111页。
奈斯比特著，蔚文译《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庄国土：《东南亚华人参政的特点和前景》，《当代亚太》2003年第9期。
谢成佳：《对华侨华人社团的几点认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 年第3期。
贾益民：《华文教育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最早的海外华文学校是哪一家？》，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94/40495/5200423.html，2016年10月18日。
许梅：《东南亚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提升中的推动作用与制约因素》，《东南亚研究》2010 年第6期。
周聿峨、陈雷：《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历史与现状》，《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6期。
CRS Report,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April 2008,
https://www.gpo.gov/fdsys/pkg/CPRT-110SPRT41927/pdf/CPRT-110SPRT41927.pdf，p.88.
张学惠、江作栋：《华侨华人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载体研究》，《八桂侨史》1997年第2期。
《华商助力中菲“破冰之旅”》，《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0月14日。
方长平：《中美软实力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
Lai Hongyi,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Going for Soft Power,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6, p.5.
裘援平：《华侨华人与中国梦》，《求是》2014年第6期。
裘援平：《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公共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
《海外华侨华人支持中国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7/08/content_11669901.htm，2016年10月19日。
《习近平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4-06/06/c_126588952.htm，2016年10月18日。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
（来源： 东南亚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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